把他人婚姻弄丢了的奇葩判决是“典型案例”吗？/王礼仁(4)
其一，可以使已婚者成为未婚者。如本案刘乙即是。与王某某登记结婚的实际上是刘乙，而认为“身份被冒用者”刘甲是婚姻登记行为人和婚姻当事人，刘乙不是婚姻登记行为人和婚姻当事人，刘乙则成为未婚者。
其二，使未婚证者成为已婚者。对于很多未婚者来说，身份被他人冒用结婚，认定其为婚姻登记行为人和婚姻当事人，他则成为已婚者，以后结婚就成了二婚或再婚。这显然与其婚史不符，还可能对其以后结婚产生负面影响。
其三，使已婚者成为重婚者。认定身份被冒用者为婚姻登记行为人和婚姻当事人，可以使已婚者成为重婚者，如本案刘甲则构成了重婚。这样认定，对于夫妻感情不好或存在财产利益之争的婚姻，可能还引起合法婚姻为重婚的婚姻无效之诉。
其四，使重婚者成为无罪者。这是最严重的后果。虽然在本案中刘乙属于未婚者，他使用刘甲的身份登记结婚不涉及重婚问题。但如果是一个存在合法婚姻关系的丙，冒用刘甲的身份再次登记结婚，认定刘甲为婚姻登记行为人和婚姻当事人，丙则不构成重婚罪了。 这样定性的后果是多么严重呀！
3、确认“身份被冒用者”的婚姻登记行为无效或撤销婚姻登记，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本案确认刘甲与王某某办理的结婚登记行为无效，刘乙与王某某办理的结婚登记效力又如何呢？刘乙与王某某婚姻岂不是悬而未决？
4、如果认定本案就是刘甲与王某某办理的结婚登记，那刘乙的婚姻到哪儿去了？是谁把刘乙的婚姻弄丢了？
（四）对本案“典型意义”之评析
北京高院通报介绍本案的“典型意义”是：“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确认无效。本案遵循这一新思路，确认判决确认刘甲与王某某办理的结婚登记行为无效”。实际上，本案并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1、如前所述，将身份被冒用者作为婚姻登记行为人和婚姻当事人定性错误，弊端很多。
2、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重大明显违法”标准，并不适用登记婚姻效力。
在婚姻登记中，即使存在“重大明显违法”，其婚姻登记也并非无效。如双方都没有亲自到场，完全是父母代办的婚姻登记，这应当属于“重大明显违法”吧！但只要不违反结婚意愿，其婚姻仍然有效。还有重婚，未达到婚龄等“重大明显违法”，其违法情形消失后，婚姻也有效。
3、登记婚姻效力行政诉讼不具有普遍适用或推广价值。
其一，婚姻效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法律障碍；
其二，婚姻效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至少存在八个方面的功能性障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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