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诈骗犯是否构成共犯/万山红律师(2)
其次，从客观上看，余某有没有实施诈骗行为。
在陈某某被骗过程中，余某只是应其儿愿出钱考入公务员的要求，介绍左某认识的，陈某某得知左某父母是自己厂同事关系，且左某舅舅当官背景，才相信左某的。余某没有骗人的言行，且对左某的骗人不知情。陈某某在经余某认识左某后，一直未找过余某；而左某反馈给余某的信息是其已经为陈子搞好了工作。这进一步使余某相信左某有帮人办事的能力。
在许某某、余某某、占某某被骗过程中，余某只是将左某可以搞到事业编制的信息转告了他们，在搞编制的供需双方之间起了中间介绍和传递的作用。在介绍和传递的过程中，余某自己没有虚构事实或掩盖事实。
可见，第二种意见比较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要求，而第一种意见则与此不同。
第一种意见，关于“余某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应当认知左某的诈骗”、并“放任左某的诈骗”、具有“间接故意”、“作用与左杨相同”，所以“构成共同犯罪”的推理，不能成立。
其一，本案证据证明余某对左某骗人是不知情的，却没有证据证明余某知道左某在骗人。“故意”的前提必须是“明知”。余某既然不明知，也就没有故意，更没有共同故意，不构成共同犯罪。
其二，诈骗罪的构成，在主观上，必须是直接故意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放任”或“间接故意”不构成本罪。何况余某的所谓“间接故意”， 与左某的直接故意，也不存在“共同故意”。
其三，所谓“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应当认知左某的诈骗”，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因为对诈骗的认知和识别能力，是一门专业的科学的能力，而不是一般的责任能力。不是所有人都能识别诈骗的。即使“有责任能力”、应当认知而没有认知“左某的诈骗”，也不能必然得出“共同犯罪”的结论。因为那些被骗的受害人，也是应当认知而没有认知，才上当的，总不能说他们也是共犯吧。
上述两种意见，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把握不同，角度不同，同一个案件事实，得出的罪与非罪的结论却截然不同。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十次犯罪的危害还要大，因为犯罪只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污染了“水源”。可见，司法公正，多么重要。
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只有通过认真、严谨的思辩和工作，做到定性准确，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才能保障司法公正。在这里，律师工作，显得多么艰辛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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