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之缺陷（二）/肖佑良(13)
案例十二，赵松祥破坏军人婚姻案。自诉人陆占全，被告人赵松祥，自诉人陆占全也马玉兰原是包头市医专学校同学，毕业后建立恋爱关系，1977年元旦结婚，婚后感情尚好。
赵松祥从1978年2月起，与现役军人陆占全之妻马玉兰通奸，起初每个月1、2次，后来日渐频繁，每星期就有2、3次和马在一起住宿，持续3年之久。1978年4月以来，马向陆提出离婚。并拒收陆从部队寄给她的钱和物。经赵松祥所在单位建筑公司和部队派人多次调解，马仍然坚持离婚。1981年6月7日上午10时许，陆占全从外地回家，发现院门反锁着，就从邻院越墙进屋。这时，赵松祥己躲进里屋，马玉兰正在穿衣服。马借口屋里闷热，要陆一起到院里谈谈。出去后，马提出去饭馆吃饭，途中借口取粮票，回家将赵放走。陆在胡同与赵相遇，随即返家，与马发生口角。同年6月12日，陆占全向包头市东河区人民法院自诉。
东河区人民法院认为，赵松祥与现役车人之妻马玉兰长期通奸，后果严重，影响极坏，但不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于1981年8月15日裁定，驳回自诉。陆占全不服，提出上诉。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9月13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裁定。
该案例是四个类似案例中的第四个。这四个案例是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破坏军人婚姻罪的四个案例》的通知，并就每个案例后写了“按”，供下级人民法院参照办理。该案例的按语是：“被告人赵松祥明知马玉兰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破坏军人的婚姻家庭，造成军人夫妻关系破裂的严重后果，己构成破坏军人婚姻罪。由于过去在审判实践中对属于这种情况的案件可适用《刑法》第181条在理解不够明确，当时未予定罪的，现在不必重新追究刑事责任。今后在办理破坏军人婚姻案件中遇到类似情况的，应当适用《刑法》第181条的规定予以判处。”问题是，倘若上述四个案例发生在现行刑法实施之后，能否适用现行《刑法》第259条以破坏军婚罪论处？显然，焦点在于如何解释法条中的同居？质言之，同居与通奸的界线何在在？
合理的结论是，同居应是介于通奸与事实婚姻之间的行为状态。既需要有通奸行为，也必须有其他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除了通奸行为外，没有其他共同生活事实的，即使通奸次数再多，也不能认定为同居。书中认为，共同生活一是有长期、多次发生性关系的事实。二是有共同居住的事实。即使不发生性交，也共同居住在一起。三是在经济上或者生活起居上有共同关照的事实。
按照前述同居、共同生活的标准，上述案例就不能认定同居，即使认定通奸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也不能据此认定为同居。因为破坏军婚罪所要求的行为是同居或者结婚，而同居并不等于“通奸+严重后果”。将长期通奸造成严重后果认定为同居，是一种整体思维的表现，是变相的类推解释。
总共20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