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之缺陷（二）/肖佑良(15)
问题在于，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是否属于类推解释？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本书认为，将盗窃、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有体物、无体物与财产性利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其一，盗窃、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有必要对“财物”作广义或者扩大解释。其二，由于盗窃、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本身具有明显的法益侵犯性，将其作为盗窃、诈骗罪处罚，容易被一般人接受，因而不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其三，将盗窃、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2条、第13条）是协调的，不产生任何矛盾。
评析：两案例被害人的存款余额的确是财产性利益，也就是债权。但是，由于不了解现代银行的运行机制，张明楷教授就这两个案例，提出了存款人的银行债权（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诈骗罪的对象，完全脱离了实际。钱存入银行后，钱归银行控制使用，客户只享有对银行的债权（存款余额）。从银行取出存款，客户与银行必须经过交易程序。
客户在电脑、手机、ATM机上，所有的存款、取款，转账，付费等等操作，无一例外，都只是发出一个请求，一个交易的请求，而不是一个指令。客户发出的请求，被对方电脑接受后，对方电脑按照设置的程序（代表设置方的意志）处理这个请求，若同意请求，双方就达成了交易。
当我们了解这些知识后，回过头来看。第一个案例中冒用他人信用卡转账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这种情形有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二个案例中挂失密码后转存存款余额的行为，构成普通诈骗罪。一个是冒用他人信用卡，一个是冒用他人存折。其实，两个案例中的银行债权（财产性利益），属于行为人随时可以兑现的银行债权，实务中视为现金看待，根本不需要引出财产性利益成为盗窃、诈骗罪对象的问题。
总之，案例分析中张明楷教授的财产性利益能够成为盗窃罪、诈骗罪的对象之解释观点，属于误解和主观臆测的产物。所谓的“合目的性，具体的妥当性”，根本无从谈起。
值得一提的是，张明楷教授在何鹏案中将余额视为现金，而在这里将余额视为财产性利益，自相矛盾。只要是伪理论，矛盾就无法避免。
案例十四，宋玉英与刘玲菊是同事，又在同一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炒股，两人平时关系非常要好。三年前的一天，宋玉英因为工作太忙，来不及炒股，就把自己的股票资金账户和密码告诉刘玲菊，委托她帮自己交易过一只股票，之后两人更是相互信任。2003年年底，刘玲菊由于投资上的失误，股票亏了两万多元，股票市值仅剩6万多元，这让她一直闷闷不乐。一次，出于好奇心理，刘玲菊想看看宋玉英的股票交易情况，由于她记着宋玉英股票资金账户和密码，在未经宋玉英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进入了宋玉英的股票交易账户。进去之后，刘玲菊发现宋玉英的股票市值将近9万元，这让她心里很不平衡。在嫉妒心的驱使下，刘玲菊不再顾念姐妹之情，多次擅自进入宋玉英的股票交易账户，私自高进低出，将宋玉英一些正在看涨的股票以低价抛售。从2003年12月份到2004年3月份。刘玲菊随意将宋玉英原有的“创元科技”、“工大首创”、“黄河旋风”等6只股票高买低卖，并修改密码，直到宋玉英的股票市值降到和自己差不多才停手，给宋玉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5万余元。2004年3月21日，刘玲菊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玲菊出于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的目的，采用高进低出股票的恶意交易方法，使他人的财物蒙受数额巨大损失，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罪名成立。法院判决：刘玲菊犯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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