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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审理案件中的法律论证过程 ——以United Phosphorus LTD v. China Merchants Shipping & Enterprises Co Ltd 上诉审为例/陈汉瑛(4)
Keith JA法官写道:本案是一有涉外因素的案件。正如原告律师Smith所说,不应把本案视作发生在广州的一起交通事故。Keith JA法官对以下四个联结因素进行分析:
Ⅰ.侵权地。在本案中,许多事件包括提单的开立和提示,发生在长沙(证据表明广州海事法院有权管辖该地发生的海事案件)。但是原告宣称遭到的侵权,是欺诈性的错误描述、疏忽的错误表述以及共谋欺诈的侵权。三种侵权中的前两者的一个重要要素是,原告必须是因由信赖错误描述或错误表述导致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原告诉因是基于原告对包涵于所声称提单中的表述的信赖,此信赖发生于印度。因而,所有构成原告诉因的行为产生于一个以上的司法管辖地(应当承认的是,其中没有一个是在香港)。
一方面,Sussex认为,是大陆的银行即议付行依赖提单表述进行议付;另一方面,信用证是在原告的指令下开出,如果原告事先知悉所声称的提单文件包含错误的表述,信用证项下的支付就不会发生。因此,对于所声称的提单文件中包含的表述的信赖,就是原告的信赖,而原告的信赖却发生在印度。
Ⅱ.准据法。首先,侵权的大部分活动发生在内地;第二,可以适用双重可诉规则,亦即:作为侵权的行为在香港法域必须是可诉的,并且依据内地法律也是可诉的,则该涉外案件在香港法院就可以起诉。
Ⅲ.当事人与证人。虽则被告在内地有代理人,双方当事人都不在内地开展营业;事实上,前已提到被告在香港登记注册与开展营业(笔者认为其言下之意,可适用民事诉讼中通常的被告所在地确定管辖原则)。对于双方举证的便利上,被告证人在香港出庭作证相对更为便利。
Ⅳ.先行诉讼。被告方在原审启动之前已在广州海事法院启动了对卖方及其代理人的诉讼;基于“一站式裁决”的假设,所有涉案方(包括原被告)的权责可以在广州海事法院同时解决,因此节省时间和费用、避免不一致的诉讼结果,这是中止香港法院诉讼的强有力理由。如果两边的诉讼不可能予以合并由同一法院审理(两边的诉讼并非同一、各有自己的标的和争点,即使它们的背景事件是相同的),则“一站式裁决”完全不可取。
审理进入“结论”部分,Keith JA法官写道:正如前面我所说的,原审法官作了价值判断、权衡了各种不同的联结因素。我详细阐述了这些因素以便能够更易于评测原审法官所作的价值判断,是否能够被合理地定性为落于理性的不同意是可能的通常界域之外?我认同,在同样的材料事实上另一不同法官可能达至不同的结论。但无需迟疑,我的结论是,Stone法官的结论系落于理性的不同意是可能的通常界域之外的;因此我决定驳回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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