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刑法格言的展开》——原因的原因是结果的原因/肖佑良(3)
笔者认为，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是原因，“致使被害死亡的”是结果，这里的原因与结果之间，同样是直接因果关系。张教授拆分了本罪的结果，将自杀作为原因，将死亡作为结果。实际上“致使被害人死亡”才是本罪的结果，该结果中包含了“被害人自杀”这种情形。《刑法》第260条第2款规定的虐待罪，也是相同的情况。其中“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是原因，“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是结果，原因与结果之间，毫无疑问也是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张教授所列举的这两个法条承认间接因果关系的观点，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再再次，例如诈骗罪的基本结构是；行为人对他人实施欺骗行为——他人产生认识错误——他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因此，并非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被害人交付了财产的，二者之间就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只有在欺骗行为与处分财产之间，介入了被害人的认识错误，才认为二者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虽然实施了欺骗行为，但被害人并没有产生错误认识，只是基于怜悯之心交付财物的，欺骗行为与被害人处分财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只成立诈骗罪的未遂。这是因为，知道被骗的人没有被骗。诈骗罪包括二者之间的诈骗与三角诈骗，当处分财产的人与被害人不同时，实际上是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处分人的财产处分，进而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这里实际上承认间接因果关系。
笔者认为，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取得了被害人的财物，原则上就成立诈骗罪。显然，诈骗行为与取得被害人财物之间，是直接因果关系。诈骗罪的结果，通常既包括了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又包括被害人处分财物。因此，无论是普通诈骗还是三角诈骗，诈骗行为这个原因与“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物”这个结果之间，仍然是直接因果关系，张教授上述的所谓诈骗罪“承认间接因果关系”的观点，也是误解的，并不能成立。至于被诈骗的人没有产生认识错误，而是基于怜悯之心交付财物的，成立犯罪未遂之观点，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因为罪状都是基于行为人之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而设立的。即使因怜悯交付财物，行为人无非是对因果关系有认识错误而己，亦符合诈骗罪之刑法规范，应当认定为诈骗既遂。不过，由于存在特殊附随因素——人并没有上当，财物实为赠送——大幅度削减了诈骗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综合权衡后，可以认为行为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
除此之外，张教授还认为，“根据《刑法》第167条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显然，因不负责任直接造成国家利益重大损失的，并不成立本罪，只有在“严重不负责任”与“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间，介入被诈骗的中间环节，才成立本罪。这是刑法规定的因果关系的特定发展过程，这一特定过程本身就说明：他人诈骗是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直接原因，而上述主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则是间接原因。因此，既要追究他人的诈骗罪的刑事责任，也要追究主管人员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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