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刑事审判参考》105集邵大平交通肇事案之谬误/肖佑良(4)
（1）被害人行为介入对因果关系的影响。一般而言，被害人的介入因素存在几种情形：①被害人不得不或者几乎必然（通常）实施介入因素；②行为人导致被害人介入异常行为，但结合被害人的心理、精神因素，该介入可视为有通常性；③被害人的行为对结果作用轻微；④被害人的介入有异常性。理论上认为，只有第四种情形下被害人介入因素才阻断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间的因果关系。本案中，从邵大平车辆左后视镜掉落、前挡风玻璃左下角破裂，左前门撞凹，现场遗留左后视镜等碰撞痕迹，可知第一次碰撞显非轻微碰撞，事发后，被害人在原地呼叫路人帮忙的行为，也不具有异常性，无法得出存在刻意停留的判断。另外，两次碰撞的间隔非常短，被害人的介入因素不能阻断邵大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2）第二次碰撞行为介入对因果关系的影响。第二次碰撞行为属第三人介入的问题，其是否阻断第一次行为的因果关系需考量以下因素：①逃逸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大小；②介入因素异常性大小；③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④介入因素是否为逃逸行为的可控范围。本案地点为车流量大的国道，案发时间为足以影响视线的夜间，被害人被邵大平碰撞后仍停留在国道上，因此，邵的逃逸行为对后续碰撞具有较大的危险和原因力。经认定，两次碰撞对死亡负同等责任，故不能认为后续碰撞具有异常性。如果邵大平将被害人挪动到安全位置或采取安全措施，即有避免后续碰撞的可能，其却径行离开。综合考量，后续碰撞不能阻断或影响邵大平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间的因果关系。
（三）正确区分二次碰撞事故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和不作为故意杀人
我们认为，不作为故意杀人与因逃逸致人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共性：（1）行为人主观目的都是逃避法律追究；（2）行为人都实施了逃跑的行为；（3）行为人逃逸前的交通肇事未必构成交通肇事罪；（4）被害人均未得到救助而死亡。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1）前者对被害人的死亡持放任态度，而后者主观上并不希望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2）前者对被害人实施了隐藏或者遗弃等主动作为行为，而后者仅仅是逃逸，未实施其他不利于被害人救助的行为；（3）前者以出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为必要条件，而后者则以出现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为必要条件；（4）前者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无法得到救助，而后者是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
在二次碰撞事故中，认定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应当慎重。其一，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刑法针对“因逃逸致人死亡”已作出明确规定，《解释》第六条也仅规定了“移置性逃逸”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一律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为不作为故意杀人，则直接导致了“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虚置。其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理结果较故意杀人罪差距明显，从刑罚设置上看二者的基本模式应有不同。那么如何在二次碰撞事故中对逃逸行为进行准确认定呢？我们认为，不作为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至少应达到相当的程度。如对溺水者负有救助义务的人不作为，其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就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的概率非常高，生还具有异常性。而二次碰撞事故中，介入了第三人的行为（第二次碰撞），此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却远不及溺水案中被害人死亡的概率高。如不对第三人的行为进行评价，仅从形式上认定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是不恰当的。
总共7页
[1] [2] [3] 4
[5] [6] [7]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