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仇和现象”/杨扬(2)
其次，我想说说谁来监督仇和。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仇和的行为并不是都能得到其下属的赞同，甚至很多人或明或暗地与其进行了对抗，但谁也无法对其左右，引用报道中的一句话就是“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县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谁又能监督他？所以不管对也好错也罢，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就算，这与封建社会里独断专行的家长式作风有什么两样呢？更不用谈什么决策的科学与民主了。所幸的是从报道中来看，仇和此人为官清廉，如果有人也像他一样我行我素，但却是程维高、胡长清之流，将给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而且如果他出现重大决策错误而给人民造成较大损失时，该如何处理呢？等等等等。
第三，谈谈仇和与吕日周的对比
报道的前言中说到“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但在我的印象中吕日周与仇和的显著差别就在于吕日周的行为并不十分“过格”，这个“格”就是国家的法律与基本政策。但仇和却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某些行为几乎可以说是对法制或制度的践踏，相信读过相关报道的人都有所了解，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今人看见长城时肯定会对秦始皇感谢不已，因为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否则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这壮美的景观呢？我们当然不会也无法去切身体会到孟姜女哭长城时的悲恸，更不会看到漫山遍野的尸骨。仇和当然不是秦始皇。我并不是全面否定仇和，对于他整顿机关作风、反腐败、加强经济建设等等，本应是作为地方行政首脑的应有责任，如果成功可以借鉴其经验，如果失败则可以汲取其教训，不必反应如此强烈。但我看不懂仇和所说的：“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所以有时表现出急躁的情绪。”甚至无法评论他所说的：“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人均GDP时，哪里有人权呢？”“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的理论是何等荒谬。至于仇和卖光企业、卖光学校、卖光医院的作法，是否经过了必要的监督是否侵害了国家及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是否正当，等等，尚待调查研究。但我很同意毛寿龙先生的话：“好制度胜于精英政治家”。也许仇和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一心为民也是最急切想办些实事，而且其他人则不同，而且也相信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所以自己的想法别人未必赞同群众也未必能够理解。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引用仇和自己的话说：“我们四年不懈的努力、流淌的汗水、付出的辛劳，在得到群众认可、社会认同的基础上，终于得到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认定，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高兴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安慰的呢？”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真实或者仅是一厢情愿，我也并不赞同官职的升迁就表示得到上级和人民群众认可这一结论（报道中不是就有很多越腐越升的案例吗？——当然我并不是说仇和腐败）。就算是仇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职位的升迁，但我也只能说这可能只是当地人民的“幸福”，但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悲哀。如果真像有的报刊所说的“我们需要仇和这样的‘铁腕’”，大家仔细想想，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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