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解释与犯罪论体系统一论/肖佑良(3)
罪刑法定原则从根本上排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规范的解释必须遵守罪刑法定原则。道理很明白，问题在于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解释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结果在刑法解释学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例如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第五版中：“犯罪构成的内容是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案件事实为行为人故意将他人价值1万元的戒指扔入大海中。如果将犯罪构成中的‘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物理上的毁损’，将案件事实抽象为‘使他人戒指转移于大海中’，则必然得出无罪结论；但这种结论不能被人接受。于是，判断者可能进一步解释犯罪构成，将‘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的本来效用减少或者丧失’，将案件事实抽象为‘使他人丧失了戒指的本来效用’，则必然得出有罪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判断者一定要达到有罪的结论才罢休。无论如何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与歪曲案件事实得出有罪结论。换言之，只能在既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又不歪曲事实的前提下，使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彼此对应。”可见，一个行为，是罪还是非罪，弹指一挥间就能轻易实现，都可以认为自己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这种解释乱象，比比皆是，不可思议。毕竟，罪刑法定原则只有一个，该原则不会因人因时而异。事实上，故意毁坏财物的罪状，只规定了毁灭财物与损坏财物两种行为方式。毁灭财物，财物灭失了；损坏财物，财物还在，但已损坏，丧失了使用价值。在各种各样的故意毁坏财物行为中，毁灭财物与损坏财物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大最为突出，直接造成社会财富总量减少。我国长期以来坚持“打击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刑事政策，刑罚的矛头只对准社会危害性最大最突出的危害行为。如果将“毁坏”解释为“导致财物的本来效用减少或者丧失”，那么此罪打击的范畴将极为广泛，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许多社会危害性有限的行为都可以成立故意毁坏财物罪。财产与人身自由比较而言，人身自由的价值要比财产的价值大得多，扩大打击范围会得不偿失。行为人将他人价值1万元的戒指弄丢了，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全额赔偿损失，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完全没有必要入刑。刑法只关注普遍性，特殊个案不具有普遍意义（扔了他人戒指又不能赔偿的情形）。更重要的是，所谓的财物效用减少说，实际就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因为这种财物效用减少说，即不具有毁灭财物或者损坏财物的形式特征，又不具有毁灭财物或者损坏财物的实质特征，在价值上与毁灭财物或者损坏财物完全不能等同，是彻头彻尾的类推解释，张教授所谓的无论如何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得出有罪结论，其实更多的是虚晃一枪。总之，罪刑法定原则没有给刑法解释者留下自由挥洒的空间，所有刑法解释学个性化的努力，实际上都是冒犯罪刑法定原则的冲动，大统一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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