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目的论/李英伟(6)
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是繁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上述关于刑罚目的的论断，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阐述的，都有其真理的一面，当然也存在着各自的不足。所以在这里，我觉的不适宜用正确与否来界定，而只能说哪一种更加合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学术界一直提倡的方针，这也有利的促进了理论的前进，只要我国在刑事法典中未明确规定我国刑罚目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就一直会继续下去，就像我国刑法的目的一样，已经为我国刑法典明文规定，所以就不会出现关于这一问题的大量的争论。
综观上述八种观点，大体上是对50年代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完善，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预防论，结合教育和改造的手段，并为超出我国传统的关于刑罚论研究的框架，许多学说只不是原来的理论的一些重新整合，并无太多有创新性的学说问世。而且在我们所使用的各种权威的教科书中，大多数对本问题的论述内容和篇幅都较少，而且基本上都是预防论，可见作为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教材，专家们都不想冒失的在这个极富争议的论题上投放过多的笔墨。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最大的成果是层次论的提出，即两层次和后来的三层次论，把刑罚目的界定为直接目的、根本目的和直接、间接和根本目的。我国刑罚目的不仅是多方面的，而目的与目的之间还有一定的层次性，是层层推进的关系，运用层次论来描述刑罚目的，使得这一体系更加科学化和严密化，因此笔者更倾向于三层次的刑罚目的论。
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内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现有水平上，不要只在刑罚目的深度上下功夫，也要在广度上挖掘。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向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提出了一些十分前沿的学说，虽然其中有些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失对刑罚目的理论的一种创新和大胆的有益的探索。如将报应刑引入我国刑罚目的理论，一般预防不应作为我国刑罚目的等。我国刑法专家陈兴良教授提出了刑罚目的二元论，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笔者认为，这也标志着我国关于刑罚目的理论的研究冲出了传统的思维禁锢和定势，摆脱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二元论基本观点是刑罚目的是报应和预防的统一，报应作为刑罚目的，是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是因为他实施了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通过惩治犯罪来满足社会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报应体现了刑罚目的中的正义原则；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指对犯罪人之所以适用刑罚，是为了预防犯罪，通过惩治犯罪实现社会功利观念，维护法律秩序，预防体现刑罚目的的效率原则，报应和预防虽然在蕴含上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仍然存在相通之处，报应强调刑罚正义性，反对为追求刑罚的功利目的而违反刑罚正义性，但在不违反刑罚正义性的情况下，可以兼容预防的思想，反之亦然。我们追求的应当是公正的功利，其次，他又指出报应与预防如何统一问题，主张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在报应限度内的预防才不仅是有效的而且是正义的，超出报应限度的预防尽管具有功利性但缺乏正义性，而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两者又应该有不同的侧重[15]。另外，有学者对我国传统刑罚目的论中的一般预防原则提出质疑，认为一般预防不应作为刑罚目的，把它作为刑罚目的，不仅违反的公正这一刑罚首要的价值追求和保障人权的刑法机能，而且不符合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一般预防与报应之间的逻辑关系，继而提出一般预防作为报应刑的副产品，是报应的下位概念，将我国刑罚目的界定为报应与特殊预防的统一，在偏重特殊预防的基础上，兼顾报应的要求[16]。这些新的刑罚目的理念的提出，正如一切新创立的理论一样，必然要经受来自理论和实践的严峻考验。对于刑罚目的二元论，是对于西方的刑罚目的一体论的批判的继承，将刑罚的报应目的和预防目的有机结合起来，是比较科学的，而对于作者打破隔阂，将传统刑罚理论视为剥削阶级社会特有的报应引入进来的勇气，感到钦佩。但笔者认为，在处理报应和预防的关系时，不能够一刀切，即一概主张以报应为主，预防为辅，即以报应限制预防。这样未免有失偏颇，在如何处理报应与预防如何统一问题上，应根据国家、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考虑，适时的予以变化，在犯罪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就应该侧重预防为主，牺牲一些报应的正义，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解释我国的严打、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因为在我国，法律包括刑罚都是为保护最广大人民利益来服务的，刑罚目的的价值取向也要受到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观追求选择的影响。对笔者对于第二种学说提出的将一般预防排除在我国刑罚目的之外的观点却不能苟同，报应刑理念体现的是有罪必罚和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过重和过轻的刑罚都不能体现公正的要求，也不能起到最佳的一般预防效果，一般预防的实现不仅要通过包应为载体，也要以特殊预防为途径，而它同时也反作用于报应和特殊预防，因此报应和一般预防无论在对象、意义和起作用的方式、途径上都是不同的，二者相互制约，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一般预防决不是作为报应的下位概念而出现的，把一般预防作为刑罚目的是必要的，否则，只能使我国刑罚理论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潭和动荡中，那种对社会公众进行一般预防，就必须把犯罪人作为预防他人犯罪工具而不是司法惩罚目的本身，即功利和公正不可兼得的观点是错误的。二者作用是从不同途径来完成的，不是有我就无他的关系，虽然有一定的特殊情况，但不具有普遍意义。事实证明，正是在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进行公正的报应后，才能对社会公众起到更好的一般预防作用，从整体上维持着刑罚公正和功利的一种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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