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刑法学》第五版（下）罪刑各论/肖佑良(22)
《刑法学》第五版中胎儿伤害，是特殊极端案例。因为故意伤害罪必须是伤害“他人”，而胎儿不是“他人”。为了解决定罪的矛盾，刑法学者们绞尽了脑汁。《刑法学》第五版企图通过法理论证，将普遍适用的理论原则（故意伤害他人）适用于“胎儿伤害”的特殊情形。仔细推敲，实际上就是在玩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而己。我们的理论原则，是建立在基础概念之上的，理论是有其适用范围的。没有理论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当行为人实施伤害胎儿的举动时，由于该行为对“人”的伤害的危险并不紧迫，因而还只是预备行为，而当胎儿出生为“人”时，便产生了伤害“人”的紧迫危险，随之导致了对“人”的伤害结果。”只要了解胎儿在母体中的孕育过程，就知道这里的论述，完全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纯属主观臆测。第五版所谓的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论证：“被害人或者行为对象并不需要存在于实行行为时，而是仅需要存在实行行为发挥作用或者产生影响之时。”为此，引用了刑法137条进行论证。笔者认为，故意伤害的实行行为存在时，行为对象不存在，实行行为还能说是故意伤害罪的实行行为么？对于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中的工程建筑而言，工程建筑五年前施工降低质量标准，埋下事故隐患，五年后发生建筑物倒塌事故，砸死了两名3岁儿童，这两名3岁儿童在施工单位实施降低工程质量标准的行为，尚未出生。这个举例，与胎儿孕育完全是两回事，两者不具有可比性。实施降低工程质量的行为时，与胎儿伤害行为，不可比；建筑物倒塌砸死儿童，与胎儿出生成残疾，不可比。事实上，建筑物倒塌就是没有砸死两名儿童，同样构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故第五版上述相关的论述，没有参考价值可言。
这种情形应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分娩之前的胎儿，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体组织，也不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是介于人体组织与人之间的概念，在脱离母体之前，没有独立性，将其认定为人体组织更接近客观事实。故胎儿伤害的行为，可以参照伤害母体的人体组织进行评价，即可做到罚当其罪，而且在技术鉴定上亦是可行的。
（十）财产罪的对象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
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盗窃罪、诈骗罪等财产犯罪的对象。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中债务（使自己或第三人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法意义上的债务）。一些国家的刑法明文区分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故财产性利益不属于财物。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仅使用了“财物”一词，本书认为，财产性利益包括在“财物”概念中。第一，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是“侵犯财产罪”，而财产性利益包括在财产中。第二，财产性利益与狭义的财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没有实质的差异。况且，财产性利益具有财产价值，甚至可以转化为现金或者其他财物，因而是值得保护的重要利益，将其作为盗窃、诈骗等罪的对象，具有现实的妥当性。例如，通过技术手段将他人存折中的存款转入自己的存折中，即使尚未取出现金，也应以盗窃（既遂）罪论处。如果不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诈骗等罪的对象，就会导致处罚的不公平。第三，司法实践中，一般将财产性利益作为财产罪的对象。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0日《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2款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谓的骗免养路费、通行费等各种规费，实际上是指使用欺骗方法，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债务的免除意味着行为人取得了财产性利益。第四，刑法的相关规定表明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诈骗等罪的对象。例如，刑法第265条、第276条之一明确规定了财产性利益是财产罪的对象。当然，将财产性利益归入财物，要求财产性利益的内容具有管理可能性，转移可能性和价值性，行为人取得利益时能导致他人遭受财产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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