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刑法学》第五版（下）罪刑各论/肖佑良(3)
我国刑法中的此罪与彼罪，都是对立的关系。刑法理论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是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刑法学》第五版采取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认为讨论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没有必要，大部分犯罪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亦此亦彼的竞合（法条竞合或者想象竞合）关系。这完全不符合实际。就以上述随意殴打他人致人轻伤及抢劫他人财物两个案例来说明：
一个案件的定性，只能是全面衡量案件事实的结果，而不允许片面地、局部地衡量案件事实进行定性的。否则，就会定性错误。因此，随意殴打他人致其轻伤，定寻衅滋事罪，才能全面评价案件事实，故唯一构成寻衅滋事罪。如果定故意伤害罪，仅能局部地、片面地评价案件事实，就会定性不当。这里不存在故意伤害罪与寻衅滋事罪法条竞合的问题。抢劫他人财物的，也不存在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想象竞合的问题。故《刑法学》第五版前述定罪模式，违反了案件定性的常识。
（二）公共安全的内容包括重大公私财产
我国刑法理论均将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作为公共安全的内容，但这种观点值得反思。其一，如果说只要行为侵害了价值重大的财产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一方面，盗窃银行、博物馆并取得重大价值财物的行为，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另一方面，还会出现明显的不协调现象：刑法只处罚故意毁坏财物罪，而过失毁损价值重大的财产时，反而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令人难以理解。其二，倘若说只要行为侵害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财产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面向不特定多数人或者多数人实施的集资诈骗行为，流窜犯盗窃多人财物的行为，都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也令人难以接受。事实上，刑法第115条规定的“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是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为前提的。反对本书观点的学者指出：“是否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还取决于行为人的行为方式。银行、博物馆的财产不仅不属于公众重大财物，而且盗窃等行为方式并不属于刑法分则第二章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所以，将公众重大财产纳入公共安全的范围，并非意味着‘只要是取得’重大财产的行为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是以危险方式‘危害’公众之重大财产的方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可是，一方面，盗窃银行、博物馆的，不能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盗窃交通设施、电力设备、公用电信设施以及枪支弹药的，能够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尚未投入使用的铁轨的，不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破坏正在使用中的铁轨的，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并不只是取决于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如果认为公众的重大财产安全就是公共安全，那么，盗窃、骗取公众重大财产的行为，就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按照上述反对意见，盗窃、骗取公众重大财产的行为，在本质上危害了公共安全，只不过刑法分则没有将其规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但本书难以赞成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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