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法制和民族关系/王忠平(8)
其次，用法律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核心手段是开发少数民族经济的需要。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往往可以找到经济的根源，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要强固民族关系的物质基础，致力发展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的发展不止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人们常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充分说明了法律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在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上，在这个直接制约民族关系走向的重大问题上，法律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当前，西部经济大开发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民族关系的特殊性，在民族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法律不仅起着通常情况下对经济生活所起的作用，比如规范作用、引导作用、保护作用等等，而且由于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本身构成民族关系的内容，因而法律的作用在这里显得非常突出。民族地区的发展涉及到许多重要而复杂的经济关系，比如：资源富集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获得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受益权（从法律的角度讲这些资源都是属于国家的）；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这些资源如何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促进当地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对于因经济欠发达而财政匮乏的民族地区来说，如何获得国家财政的支持，在税收上得到优惠，从而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居于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利用地理上的优势，开展同领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从而为本地的发展注入活力，等等。这些都需要法律加以规范。可以说，离开法律的力量就不可能有作为民族关系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再次，民族平等需要法律去保障。平等，在民族关系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民族关系中很自然的、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各民族的地位问题，是彼此平等还是有高低之分？坚持民族平等便是正确的进步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反之则是错误的、反动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只有民族平等，才能有各民族的和谐与合作，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实行民族平等，受惠的不仅是某个民族，而是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社会。但是，民族平等的实现决不是通过一个宣言或一项抽象的政策就可以应声解决的，因为民族平等涉及众多的社会关系，涉及不同民族的利害得失，并且受制于社会制度、社会发展状况、意识形态等。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民族平等提供了可能，但这一美好的愿望并不会自动成为现实，还必须有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和努力，必须有强有力的措施，这个措施首推法律。正如列宁所说：“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背离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的约束力，可以使民族平等原则成为社会的现实。以政治权利为例，要实现各民族的政治平等就应当使各民族真正地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拥有言论自由，拥有担任公职的权利。这些都涉及到法律问题，只有通过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才能使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实现、得到保证。具体来说，只有通过加强民族法制建设才能使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变为现实的、可以真正享有的东西。离开了有关的、具体的法律的规定，所谓民族平等原则只会成为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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