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的立法思考/刘珣(2)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承认和确立了沉默权制度，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却并未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虽然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确立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形成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诉讼模式；建立了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相衡对抗的控辩式庭审方式 。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根据这一规定，被告人负有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如实陈述的义务，而没有保持沉默、拒绝陈述或作虚假陈述的权利。而自从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引进说。认为将沉默权引进我国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尽快通过立法程序，确立沉默权制度。
二、否定说。认为沉默权制度具有两重性，它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对抗警察侦讯的避风港。在当前刑事犯罪猛增、治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不宜规定沉默权，对其采取排斥的态度。
三、折衷说。它是引进说和否定说的综合，认为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但同时应对沉默权进行适当的限制。
对于上面的三种观点，本人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即折衷说。虽然在立法上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有助于抑制并消除警察暴力，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加强控方的举证责任，可以遏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刑讯逼供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沉默权是绝对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即便是在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西方国家，沉默权也是相对的，就沉默权而言有利亦有弊，即使在英、美等国家对沉默权也是有争议的。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就开始了对限制沉默权问题的讨论。1971年，刑事法修改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建议 ：“如果被告在警察审讯时不回答警察的提问，而所提的问题又是被告在法庭辩护时所依据的事实，对当初被告的沉默，法庭可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如果被告在审判过程中拒绝作证，也应当对此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1994年英国颁布《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时对沉默权的规定作了较大修改，新修改的内容实质在于在一些法定情况下，被告人的沉默可以被用作对他不利的证据，这集中体现在《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第34、35、36、37条的规定之中。这些对沉默权的限制有如下内容 ：1.被告人在受到讯问或指控时，如果被告人没有提供的事实是他赖以进行辩护的任何事实，而期望这种事实由他提供是合理的，或者被告人没有提供事实的场合包括他被起诉之前的讯问阶段，这种讯问则需要警察事先向他作出警告，以及在被提起公诉或者被正式告知他可能受到起诉以后；那么，法庭或陪审团可以在法定的场合下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这里实际是指对被告不利的推论）；2.如果被告人已年满14岁，他被指控的犯罪有待证明，并且法庭认为他的身体和精神条件适于提出证据，而被告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保持沉默，则法庭或陪审团在决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的时候，可以从该被告人在审判时没有提供证据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回答问题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3.警察在被逮捕的人的身边、衣物、住处或被捕地发现了任何物品、材料或痕迹，并且确信这些物品、材料或痕迹系被捕者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过程中所形成，并要求被捕者对此进行解释，而该被捕者没有或拒绝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或陪审团可以从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4.如果警察发现被他逮捕的人在被指控的犯罪发生前后的时间出现在某一地方，并合理地相信该被捕者在那一时间出现于那一地方可归因于他参与实施了该罪行，而且警察要求被捕者对此作出解释，而该被捕者没有或拒绝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庭或陪审团可以从中作出看起来适当的推论。另外，在美国，1984年由最高法院对“米兰达规则”也提出了有关公共安全的例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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