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的立法思考/刘珣(4)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我国不应该建立沉默权制度，理由如下 ：
1.沉默权不适合我国的诉讼模式。沉默权产生于英国、流行于美国不是偶然的，在对抗制诉讼中，诉讼被视为政府与个人的争讼，为了限制政府的权力并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该诉讼模式注重攻击与防御的作用与反作用。而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是兼顾法官纠问式与对抗式，其与对抗式诉讼模式有着明显的基础性差异，不科学的引进，只能对基础功能造成破坏。
2.沉默权的科学性尚需研究。如英国1994年颁布的《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改变了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的传统做法，代之以要求嫌疑人回答讯问，否则允许法官和陪审团作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推断。因而我国对设立沉默权应持慎重态度。
3.我国刑事诉讼法不能过分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权利而付出太多的社会代价。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如实陈述的义务，有以下积极意义：（1）可以使有罪、无罪的证据公平地得以被发现，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有效保证；（2）是否如实陈述，反映了被追诉刑事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悔改程度，因而成为定罪量刑时的酌定情节之一，可以体现出我国刑罚的评价和引导功能。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是否应当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以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学术界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从上述英国对于沉默权的限制中我们可以看到，沉默权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以保护无辜，又可以被真正的罪犯利用来逃避司法制裁。而目前我国的刑事侦查资源不足，特别是人员的缺乏，科技含量、物质条件以及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严重不足，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口供破案。另外，由于我国的证据制度不是实行自由心证和内心确信，而是强调证据间的相互印证，缺乏口供的案件，定案将比较困难，如果因沉默权制度设置不当而导致口供大量的减少，对于犯罪控制将十分不利。此外，因为沉默权制度是一个通过其他制度配合才能发挥效用的制度，它涉及到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和社会治安状况等方方面面，而我国是一个广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法律民主观念也随地域而有差别，警察、检察机关等司法人员素质不尽相同，因此我国要在立法上确立沉默权制度还任重而道远。
基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虽然我国建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必然，但由于目前国内的刑事侦查手段和技术的不足，以及我国证据制度的不完善，我国在现阶段还不适宜在立法上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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