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陈娅(4)
引 论
证据开示（discovery或disclosure）是一个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在我国刑事理论界又被译为证据展示、证据先悉、证据发现、证据透露、证据披露、证据告知或证据公开等。根据证据开示的设置所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在本文中，笔者采用证据开示这一提法。
证据开示是当事人主义或者类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在任何不采用案卷移送制度、实行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的诉讼结构中，证据开示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目前正进行着重大的改革，围绕着律师阅卷权及控方是否应知悉辩方所掌握的证据等证据开示问题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而且直接影响着司法实践。证据开示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妨碍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证据开示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 因此，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disclosure of evidence）是指掌握证据材料的控辩双方在法院庭审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命令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本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让对方先予知悉的制度，即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作为一种搜集证据的方法，是审判前在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
证据开示制度产生于英美对抗制刑事诉讼模式中，在对抗式的刑事诉讼制度中，控辩双方在庭审中平等对抗，主导着证据的调查及事实的形成过程，法官则消极居中裁判。为维护这种审判程序的公平进行，英美法系等国的法律规定了起诉书一本主义，即检察院在提起刑事公诉只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而不得向法院移送卷宗及证据材料，同时控辩双方也不得向法院递送证据材料。但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又带来这样的问题，即辩护方无从获得控诉方所掌握的案件材料，控诉方也不了解辩护方所掌握的证据材料，这样在庭审中双方很可能进行“证据突袭”。因为彼此对对方的证据都无法作出充分有效的防御，容易导致双方不能进行公平有效的对抗甚至诉讼拖延，进而影响对抗式庭审功能的正常发挥。正是由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蕴含了刑事诉讼对公正、效率等价值理念的追求，在保障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程序功能，所以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国家，以成文法、法院规则或者判例法的形式规定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以防止证据突袭，进而保证对抗式庭审功能的正常发挥。
目前，不止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的国家广泛采用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在采用职权主义诉讼程序的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关于证据开示的规定，并建立了适合职权主义诉讼规律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另外采用混合式诉讼程序的日本、意大利等国家，也同样在本国的立法上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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