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陈娅(8)
第三、加大了控方指控犯罪的难度,不利于更好的打击犯罪
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由于未建立真正意义上控辩双方证据开示制度,使得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重要环节上形成了不对等性,以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健康发展,模糊了辩护与偷袭之间的区别。目前我国法律规定了控诉方在庭前单方面向辩护方开示主要证据,就等于允许辩护方从事辩护时搞突然袭击。这在庭审实质化、律师调查权逐步扩大及强化控诉方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对公诉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了刑事案件公诉方指控犯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用这一标准来衡量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来定罪量刑,辩护方只需在某些薄弱环节上下工夫,打破其中一点即可,特别是那些案情复杂、检察院控诉困难、犯罪嫌疑人有一定阅历和社会背景的案件,其胜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依靠事实和证据本身,而是依靠一种辩护技巧,依靠出奇制胜的偷袭。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或降低了法院对证据判断采纳的准确性,使延期审理及无罪判决案件率上升,法院当庭审判后宣判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这不但增加了诉累,而且也会使法律的严肃性受到挑战。
新的庭审方式规定,一切证据必须经过双方在庭上质证后方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控辩式的庭审方式要求一事一证、一证一质的示证、质证方式,辩护方早就有条件、有时间、有针对性的准备了固定的质证方案,而控诉方则是在庭审中才得知辩护方的举证内容,这就使得控方从了解证据内容到分析判断证据、针对证据疑点提出质证的思考时间极为短暂,客观上难以通过询问、质证来辨别清楚证据的真伪。这种质证方式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质证本身的意义,即无法通过质证来证明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可采性。这种辩方庭前质证权与控方当庭质证权之间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其实质显示了质证权的不平等。
第四、辩护方取证困难,不利于辩护方正确充分的履行辩护职责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证据开示制度,不仅增加了公诉方出庭支持公诉的难度,而且也给辩护方调查取证带来了困难,不利于更好的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 “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只能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由此可见,辩护律师无论是在法院还是在检察院所能查阅的证据材料是很有限的。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了辩护律师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委的规定第41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辩护人、被告人的申请向人民检察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有关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但法律并无相应的制裁措施。因此这种申请不能充分发挥它的实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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