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丁寿生(4)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再来看看近代中国的“法制”建立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是在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攫取了领事裁判权,面对“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的窘境,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天朝大国尊严扫地殆尽的悲残境地,义和团“闹”的如火如荼，眼看自己的“政权”欲坠、江山不保，为了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之目的,以“大权统于朝延,庶政公诸舆论”为出发点,在“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不易,永远尊戴”的保证的前提下,以“中体西用”、“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的形式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法律”。这种形式上披上西方法律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的所有立法，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与破坏封建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
自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中国要么处于军阀割据,互相残杀,要么“起义”革命不断,所有的暴力革命的共性是:革命不仅是打破社会旧秩序的过程,而且必然是否定法治的过程,在这种状态下,所有正确的法治思想或理念只能是昙花一现,绝对不可能实现所谓的法治。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宪法草案》（五五宪草）、《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它有继承中国法律传统，吸收西方先发达国家立法成果，实现中国法治（国民党政权所追求的法治）的一面，但是，这样的立法在“蒋先生”的独裁统治下，也变成了维护“家”天下的工具，所有法律在特务眼里都是废纸一张,这里的法律又能有什么用呢？
而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内容一律加以废除（这样做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并不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极端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甚至干脆不去制定什么法律），“公”、“检”、“法”被彻底砸烂,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才更有“彻底性”，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除《婚姻法》之外,仅有一个连国家主席性命都得不到保证的所谓《宪法》，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众“基础”，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吗？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府其实是人民的镜子,什么样的人民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又反过来作用于她的人民，出现十年皓劫这样的悲剧的是封建独裁的最高表现形式，所有表象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封建的东西被推向了极致，把封建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加以灌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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