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丁寿生(5)
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存在着明显对立与差距，舶来的法律如果不能与被中国传统法文化真正地加以吸收，在社会生活中是就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也不可能扎根于民众心中；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实质是封建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我们还应该看到，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官员们把依法治国的本意就是用“法律”手段去统治人民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基本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如此轻视民众权利的做法，又怎么能够唤醒民众的守法意识呢？
由此可见，无视本国实际，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已经被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
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法之源本乎礼教”，“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
即使到了1979年前后，还有学者坚持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提“尊重人权”，“争取人权”的口号，实际上是向党和政府“示威”，是意味着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国人对于人权意识的淡漠乃至于“恐惧”有此略见一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政府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才重新使用“人权”概念。199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阐明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政策，并且指出，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目标。
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一直到了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才听到“以人为本”的说法,这是迟到的爱还是恰到好处,我是不到而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又怎么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老百姓所看到是权永远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是世间“常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环境,他们对由此导致的权力腐败，要么听之任之,要么以“非”对“非”，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就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甚至寻求“暴力革命”，试图讨回自己的公道，当人们不能从法律上寻求到自己的保护神时,对权力便产生了“崇拜”，保护自己是人的天性追求，为了得到权力保护，人们由顺从而肓从，或者干脆把法律当成骗人的东西，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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