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环境权/吕忠梅(8)
从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发表至今的二十几年间，国际环境保护掀起了二次高潮，环境权理论也经历了二次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环境观作为一次革命性变革，有与传统环境观的长期影响作斗争的过程；而环境权的实现，也要有"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这其中还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变过程。
七十年代初期，环境权理论提出之时，人类环境保护的视野开始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惨痛教训和单纯地科学技术手段难以奏效的现实迫使人类寻求管理环境的途径。《人类环境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已认识到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认识它的自然因素及其变化规律，而且要认识它的社会因素及其变化规律。但是，认识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两方面本身并不是目的，最终要将这两方面的认识统一起来，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在人们初步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社会因素后才提出了环境权理论并进行了研究，开始了立法实践。但由于当时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加之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后果尚未显现，局部地区严重的环境污染经过治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威胁感到舒了一口气，有些松懈。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环境权理论曾一度衰落。客观地说，在当时传统的环境观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环境权理论也不可能得到深入研究和大力倡导。直到八十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环境污染如博、帕尔毒气泄漏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墨西哥液化气爆炸、意大利塞维索剧毒性化学品泄漏等危害巨大、后果极其严重的污染事件频繁发生，过去长期以来排放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积累性后果开始显现为全球性酸雨、温室效应和全球性气候变化以及臭氧层破坏。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出现，并且老的环境问题还在以新的形式出现，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人类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认真思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要求建立以尊重自然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正是在这样一种全新的环境观下，环境权理论重新受到了重视。
笔者认为，环境权理论研究的停滞反应了认识论上的局限性。过去研究环境问题分别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展开，而这两个领域认识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中的消费者，因此人要依赖自然，服从自然规律，在环境上尤其要服从生态规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生产活动，而生产活动是人类能动地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因此，人是自然环境的改造者，而自然环境是被人改造的对象。可见，自然科学将自然环境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而社会科学将人作为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并且各自都有自己的根据和理由。而作为法学范畴的环境权，既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体现其调整人与人关系的特性，又要使这种调整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实现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目的。它所碰到的首要难题当然是对人与自然的本质关系的认识问题。不从世界观的高度，将环境问题纳入哲学视野，环境权理论也无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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