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在刑事诉讼中的积极功能/夏立彬(2)
二、补强的功能。
刑诉法第43条、第44条、第46条、第47条的规定是法官运用证据确定案情的四项原则。但是不少案件，能够用来证明案情的直接证据不存在，没有证人、物证，这对案件最终认定可能有困难，这就需把各个问题的间接证据联接起来，形成一个牢固、封闭的证据链，再与被告人的供述(指被告人对事实供认不讳)相结合，从而相互印证，更进一步证明“证据确实、充分”。此时，被告人供述起着补强证据功能。
三、申辩的功能
刑诉法第11条规定了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又有该法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这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特权，目的是为了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是运用刑事证据原则之一。在普通法系的英美国家以及大陆法系中日本、德国等规定被告人有权不得被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明或被迫服罪(此称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又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该公约)第14条规定，把此原则列为最低限度的司法保障，此原则在我国应适用，被告人应具有该原则的派生权及辩解、申辩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法官可以兼听被告人辩解与控诉方的指控意见，把双方意见进行比较，才有利于全面了解案情真相。假如，被告人提出辩解，而控方又提不出相应证据来对抗辩解的，此时，法官应认定被告人辩解成立，如果被告人提出侦查机关有刑诉法第43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辩解，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被告人辩解成立。
综上所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是有申辩功能、补强功能、证据功能等积极意义，其作为法定形式证据所起作用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轻信。由于收集被告人口供，不需要高科技手段，容易收集，侦查机关比较看重此证据，有时难免带来负面影响(消极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办案时对被告人口供的逻辑性、合理性以及攀供内容等进行审查，从而对其证据能力、证据力进行认定。
1999年于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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