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当前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武志国(4)
第一，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利益角度来讲，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利益格局进行了深刻而频繁的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孕育了经济成分多元和利益主体分化的经济利益格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我国法治的第一推动力，然而由于体制的不成熟甚至失误，导致孕育出了经济利益的怪胎即“既得利益集团”⑧。既得利益集团是在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低的情况下，享有传统特权和资本原初积累的阶层或集团在相同成本或代价的前提下所攫取的利润远远高于市场机制下的主体吸纳从国家控制下脱逸出来的资源进行生产经营进而所获得的利润。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原有特权和新控制的权力以及权钱交易的方式逐利进而成本低且随时可以转嫁危机规避制裁。它的投机性、保守性、排他性的不正当竞争的逐利方式导致其他经济利益主体正当逐利行为和法律救济的比较高成本，以至于与既得利益集团一同卷入非法律机制运作的漩涡。因此法治最有力的推动被异化和弱化了。
在“三农”中，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加上农业经济纳入全国市场体系的松散性和不成熟性，仍使结构单一的农业社会缺乏对法律亲近的经济利益的有效刺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在“统”的乏力的情况下，简单的经济交往行为被准法律准权力的其他因素予以替代调整了。总之，农民缺乏对法律利益的感受，而非所谓的惰性造成。
第二，从转型时期的政权政治体制运行角度来看，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官僚政治的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家长式政府依赖型的体制，导致民主的先天不足，近二十年来国家一直在下大力气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为提高民主所做的努力被强大的政治异化消解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民主，而是我们的民主有着重大的困境，那就是政权异化——是指国家在推动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政治与民间利益剥离的过程中被权力传递的中间环节遏制并扭曲了。主要表现为以权压法、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权力与民争利、权力个人化或地方化、权力侵蚀权利、权钱交易等并非少数的现象。政治体制改革的贯彻能力退化，中央政权在通往基层的过程走形变样，欺上瞒下的“土政策”、“领导拍板说了算”、“人情裙带关系”部分地替代了法律。而且法律成了政权的工具，法官成为国家利益的绝对代表，政策指示替代法律，法律甚至有时成为了不法行为的遮羞布。这种政府为自己进行利益调整和改革的过程未能有效实现利益回避，这也就成了政府机构改革进入怪圈的原因。在这种新旧规范和各种权力势力纷纷介入对社会政治经济调整制衡的情况下，终究形成了道德滑坡，法律疲软的“青黄不接”、“礼崩乐坏”的形势和矛盾冲突。值得强调的是被传统理论界认为是“罪魁祸首”的传统礼教对现代人行为的束缚早已烟消云散了，被法律化了的伦理早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搁浅了。在二零零三年的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有力地表明民众缺乏参与意识和协作意识，只能主要依赖政府构建行政化的临时应急体系，法律参与这个过程的深度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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