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傅欣(3)
以上谈论检察机构的职能时多次谈到监督一词，本人认为，在此极应明确一下监督的涵义。作为“检察监督”中的“监督”一词来讲，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不同的涵义。狭义上的检察机构的监督包括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侦查过程是否违法的监督，对审判机关的审判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情形进行监督，对审判结果是否公正进行监督，对判决的执行机关执行判决的过程及结果进行监督。而广义上的检察机构的监督不仅包括上述狭义的监督的部分，还包括检察机构依法享有的对特定人群（如在我国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犯罪行为（如我国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犯罪行为）的侦查权。因为这种有针对性的侦查行为在另一层面上也可以认为检察机关对特定人的特定行为的监督。并且本人认为，只有检察机关拥有了这种广义的检察监督权，才真正符合检察制度建立的初衷。因为检察监督实质就是检察权对其它国家权力（如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的控制和约束。另外还因为检察监督权只是一种程序性建议权，而不具有实体处分的权能；它只是司法过程中的权力，而不是决定司法结果的权力；只是一种权力制约另一种权力的权力，而不是对另一种权力给予实际处置的权力；是一种必须通过具体诉讼程序而实现的权力。〔6〕
而且在当代社会权力分离的法制要求下，检察监督权的现实目的在于：其一，维护权力运行秩序，通过对其它权力的制约、控制，对逾越法律规定界限的其它权力给予相应的纠偏、调控；其二，维护诉讼秩序，启动纠正诉讼违法的程序，也就是诉讼正义。〔6〕然而，诉讼正义作为检察监督权的目的之一，并不意味着这就是检察监督权价值追求的最终目标。本人认为，检察监督权价值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种全面的正义。
二、 论司法公正
上文最后涉及了“正义”这一人类永恒的话题之一，以下将围绕“正义”展开讨论。诚然，作为哲学上、法学上、伦理学上以及政治学上的正义，其涵义各不相同，并且即便在同一学科内也是百家争鸣。因此，本人仍想先探究一下正义的真正涵义，以解释本人在上文中认为“检察监督权价值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一种全面的正义”中，特别强调“全面”的原因。
先看一下法学家们的观点。罗尔斯认为“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不平等，而一种社会制度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实现平等（不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更是要接近事实上的平等）”，“作为社会制度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必须从最少受惠者的角度来考虑补偿问题”。〔7〕①而对于这种不论是形式上还是实质上的正义，波斯纳直接指出“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不可兼顾性”的命题。⑻张保生对此进行了解释：“形式正义的理想”在于“把一致适用的普遍规则看作正义的基础，并认为只有独立于相对冲突的价值观而选择的标准或原则”“才是真正有效的”这样一种观点“无视社会现实生活中不同原则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往往造成实质上的不正义”。⑼对于这种两种正义之间的潜在矛盾，龙宗智解释说“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中在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下，我们无论是制度改革还是程序操作，都只能追求一种相对合理，不能企求尽善尽美”。⑽作为对这种相对合理主义的支持，博登海默援引庞德的论点“历史始终是在推崇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坚持严格细致的规则之间来回摆动。”而且，某一制度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⑾另外为了从反面论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不可能，冯耀辉指出“实体公正是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为基础的。但是诉讼不同于科学实验，它是运用一种证据去证明已经发生了的无法再实现的事实的活动，而案件中各种证据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人们对证据的收集也受时间、空间等有关条件的限制，加上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便决定了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局限性、模糊性，甚至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实体公正也具有局限性、模糊性，甚至是错误的。与实体公正相比，程序公正的规则一般都比较明确，具有可操作性。”⑿他为此进一步引入其他学者的观点，“恩格斯在谈到正义观念时指出‘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它是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理解”，“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甚至把它形象地描述为‘正义具有一张海神般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的形态，并且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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