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傅欣(7)
而在上述制度缺陷之外，针对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检审一体模式，也存在以下缺陷。由于侦检审一体模式强调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这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打击犯罪的力度，而另一方面三机关配合制约产生的负效应也再所难免：第一，三机关相互配合制约的模式可能扭曲现行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合理结构应为诉审分离，诉辩对抗，审为中心，这样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民主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有效实现。而侦检审三机关相互配合形成的公权力运行的线形关系，强化了国家职权，弱化了被告的能动性和合法权利。第二，三机关相互配合制约的模式可能模糊诉讼结构。首先，制约和配合的层次不同，制约不是配合的基础，配合也不是制约的前提，使得顾此失彼的情况屡有发生；其次，侦检、检审两阶段关系不同，侦检职能同一，相互配合可有效打击犯罪；，而法官作为审判者在审判过程中不应偏倚，而与公诉部门配合则与其中立地位冲突。第三，侦检审一体模式形成的线形结构也与公诉过程中侦为首先、检为主控、审为关键的三机关各自地位相冲突，易制约检审两机关职能的发挥。〔21〕
针对上述当前我国检察制度与模式的缺陷，为完善我国检察制度，本人拟做如下建议以供参考。第一，加强立法，从法律内容上完善检察制度。作为法治社会的法治要求，有法可依是一切法律制度构建的首要问题对于检察监督工作更是如此。针对上述检察制度立法不完善、有待细化、须加强可操作性的要求，应首先加强相关立法工作。例如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过程中可以采用的硬性强制措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对于侦查过程中出现的损害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害人诉讼权利、实体权利的行为应有权予以追究，并有权在其后的审判阶段予以指出以保护相关利益人的利益。第二，切实保障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这主要要以下从三方面着手：首先，针对现行国家权力体制下检察机关的人事权、财政权受同级党政机关的制约问题，应贯彻检察系统上下一体独立，系统内部上级领导下级的机制，并且整个系统改变现在双重领导的领导体制，建立单一的下级只服从上级的垂直领导体制从而脱离当地的行政圈子。其次，针对检察官不能独立行使权力的问题，一方面应改革检察官的具体工作受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影响的问题，赋予检察官在具体案件上的决定权，例如目前尝试建立的主诉、主侦检察官制度便为此开辟了新视野；另一方面，针对检察工作人员个人的问题，应从身份到权力的各方面建立充分的保障体制以保障检察官不被其他权力掣肘（如英美等国普遍采取的身份保障和特权保障制度，有效的解决了检察人员工作中的后顾之忧，保证其执行职务时不受外部干扰），同时，应有相应的经济保障措施（如目前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工作人员的高薪制以及退休金制度以保证司法工作人员在任内的廉洁并在其任后给予优厚的退休金作为其当初任内廉洁的回报）以促使检察官的廉洁。〔22〕第三，在整体提高检察人员专业素质的基础上（因为我国当前司法工作人员整体专业水平不高），借鉴外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相关立法，针对检察监督的可启动程序性的措施的权力，有必要通过立法全面完善我国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体制。如目前我国现有起诉权、不起诉权、采取强制措施权、公诉变更裁量权之外，建议再加上辩诉交易权④与豁免权（即检察官为获得重要证据而免除证人因作证而被定罪的权力）等权力。但同时，由于这种自由裁量权已经具有与不起诉决定权一样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实体性，故而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而本人认为，这种自由裁量权虽然与不起诉决定权一样具有实体性，但正像针对不起诉决定权侦查机关与被害人可以申请复议乃至由被害人直接起诉一样，自由裁量权也有必要的制约机制——采取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法律制度的国家都建立了如上级检察院监督纠正、法院司法审查、被害人起诉乃至建立特定组织审查等制约机制，我国也可以采取类似《刑事诉讼法》上关于制约检察院不起诉决定权的规定一样赋予检察院自由裁量权后再进行合理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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