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务受贿罪刑罚种类之完善/张连华(3)
基于以上有利之处，对公务受贿罪的法定刑应增设罚金刑作为附加刑，罚金数额可参照一般财产型犯罪（如盗窃罪）而有所增加。同时对受贿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及数额不满五千元但情节较重的，可增加规定选科罚金刑，即由法官对自由刑和罚金刑择一适用，不可同时适用；对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情节严重的，可增加规定得并科或可并科罚金刑。还应当增加罚金的相关执行制度如延期交纳制度、易科制度等，规定犯罪人交纳罚金时必须说明来源，犯罪人如不在指定期限内缴纳罚金的，由短期自由刑替代等。
当然要真正达到罚金对公务受贿罪的遏制，还必须防止司法中的两个误区。首先必须防止以罚代刑和株连无辜。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应当判处主刑（自由刑）的，以罚金、没收财产代替，应当判处刑罚的，以行政处罚（罚款）、行政处分代替，导致判决刑过低，公务受贿罪逐年上升，民众对此极其不满。同时在一些案件中大多是家属为犯罪人负担退赃退赔、罚金，一方面使未犯罪的家属受到实际的损失，有悖罪责自负的刑罚原则，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不同经济状况的犯罪人的实际不公。其次应防止将追征追缴与罚金刑相混淆或者在判处罚金时考虑犯罪人的支付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常常将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赃款赃物没收征缴与罚金刑的执行相混。赃款赃物没收征缴是刑事诉讼中的必然措施；而罚金刑则是判决确定的刑罚，它是防止犯罪人在经济上占便宜或助长其隐匿财物的有效方法，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在判决是有时司法机关会考虑犯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并认为这是从公平、正义角度出发的。实际上这种做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人所犯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立法上也规定罚金数额由犯罪情节所决定，犯罪人的实际支付能力是刑罚执行时应考虑的问题。
作为财产刑的另一种——没收财产刑，对于公务受贿罪而言应减少适用并严格执行。由于没收财产刑是将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它比罚金刑要严厉的多。而且要认定和分割犯罪人的个人财产较为困难，很难执行。同时它还剥夺了犯罪人重新社会化的基本生活条件，不利于感化教育和预防其重新犯罪。因此应减少其适用，建议只有针对主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才能适用没收财产刑。在执行时防止“罪责株连”，必须严格区分犯罪人个人财产，并且注意保留犯罪人及其抚养的家属必需的生活费用，体现刑罚人道主义精神。
（二）、增设资格刑刑种，丰富资格刑内涵。
从公务受贿罪的性质和客体看有两种观点，罗马法认为公务受贿罪侵犯了职务的不可收买性的法益，损害国家权威和公务的威信；日耳曼法则认为破坏的是职务的不可侵犯性的法益，损害公务的公正性。[4]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公务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或公务行为。从我国刑法发展来看，1979年刑法将其归入渎职罪一章，1982年决定认定其为破坏经济的犯罪，至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1988年补充决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起草的反贪污贿赂法合并为刑法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公务受贿罪的本质和客体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活动的廉洁性。[5]从这些变化分析，资格刑的适用更能体现刑罚的效用。
总共7页
[1] [2] 3
[4] [5] [6] [7]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