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刑法理论为何能够扰乱杭州保姆放火案/肖佑良
德日刑法理论为何能够扰乱杭州保姆放火案
柏浪涛的微博：保姆放火，物业救助不力。不能将物业救助不力，视为介入因素，因为介入因素是指增加危险的危害行为。因此不需要根据介入因素三标准分析。直接判断，火灾这个结果，是不是保姆创设的危险的现实化结果。是，所以保姆火灾有因果关系。然后单独判断物业。物业救助不力，本质上是不作为。这种不作为与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需要判断如果作为了，结果有没有避免发生的可能性。换言之，如果物业救助行为符合规定，死亡结果能否避免发生？如果能，那么死亡结果与物业救助不力有因果关系。判决书没有说明这关键一点，故无法下最终结论。
这篇微博意思很明白，莫焕晶案一审判决书还有关键事实——物业救助不力与四被害人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没有交待清楚，所以认为全案仍有疑问。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如何判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五花八门，存在多种观点。理论多元，必然带来案件处理结果多元。德日刑法理论这种争议性，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司法实践是唯一的，符合实际的理论必定是唯一的。多种理论并存，必定是理论研究出了大问题。我国德日派刑法学者盲目迷信德日刑法理论，极力鼓吹我国刑法学知识去苏俄化，向德日化转型。殊不知，德日刑法理论已经严重虚拟化，具体表现就是多种理论并存。所谓虚拟化，是指理论研究对象虚拟化。例如，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德日刑法理论不是以刑法条文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而是脱离刑法条文单独研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此一来，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演变成为抽象的犯罪行为与抽象的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典型的虚拟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有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合法则的条件说，重要说，事实因果关系说与法律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说。各种各样的学说，大家似乎都有道理，谁也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结果就是多种理论并存。
笔者认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之争，解决起来并不复杂，只要把目光聚焦在刑法条文上，就会发现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除了少数例外情形（丢失枪支不报罪等），都是直接因果关系，危害行为是直接导致危害结果的原因。理由很简单，每个人都只对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负责。例如，投放危险物质罪，投放危险物质的行为，是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或者结果产生的直接原因。再例如，玩忽职守罪，看守所值班干警玩忽职守，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巡查，导致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自杀死亡。这里，值班干警的玩忽职守是危害行为，在押人员自杀死亡是危害结果（死亡不是这里的危害结果），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同样是直接因果关系。因为没有看守所值班干警的玩忽职守的危害行为，就没有“在押人员自杀死亡”的危害结果发生，值班干警的玩忽职守的危害行为，是“在押人员自杀死亡”危害结果的直接原因。因此，玩忽职守行为与在押人员自杀死亡之间，也是直接因果关系，而不是间接因果关系。刑法学者通常认为，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是间接因果关系。原来刑法学者是把死亡视为危害结果，玩忽职守行为不可能直接导致死亡，于是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只能成立间接因果关系。刑法学者的这种观点，不但与刑法规范本身不相符合（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人为地使得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多样化、复杂化了。显然，刑法规范中的这种直接因果关系，具有罪刑法定的属性，其他所有的因果关系说，都不具有罪刑法定属性。直接因果关系说之所以会脱颖而出，原因就在于立法唯有坚持直接因果关系，刑法规范打击的范围才能确定，罪刑法定原则才能实现。否则，刑法条文打击的范围无法确定，罪刑法定原则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坚持直接因果关系说，抛弃上述各种各样的学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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