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侦查程序的反思及其重构/李长春(5)
2、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实行检、警一体化格局。检察机关既要进行法律监督，又要负责提起公诉甚至参与侦查，同时承担了司法监督和刑事追诉这两项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使其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缺乏起码的中立性与超然性，并使控辩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损害了平等对抗原则和司法公正原则。因此，必须改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把相关的诸如批准逮捕的监督权交由公正独立的法院行使。与此同时，必须对检警关系予以调整。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工不明确，机构设置不合理，程序不顺畅，致使整个司法体制在不良运作中浪费掉大量的司法资源，效率低下，并使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很难建立起来”。[6]为使公、检两机关的侦查活动既不偏离追诉犯罪的高效目标，又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弱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司法警察从现行的公安管理机制中分离出来，由检察机关加以指导、管理，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领导、指挥、监督权。只有通过改变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并使之与公安机关形成一体化，才能既提高追诉犯罪的效率，又更公正地实现对侦查活动的控制与监督。
3、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由于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与能力的先天不足和侦控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任其发展，将形成强大的侦控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以强凌弱的局面。正如梅利曼教授所言“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因而必须进一步扩大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参与范围，使得辩护一方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对抗追诉一方。在目前，我国应至少从以下几方面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地位：（1）犯罪嫌疑人应享有沉默权，使其不承担自证其罪的责任，违背嫌疑人自愿而得到的口供不能为法庭所采信。（2）大幅度地缩小审前羁押的适用范围，尽量采取羁押替代的措施，如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使嫌疑人在不丧失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与律师一道进行充分的辩护准备活动。（3）使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应当在侦查一开始，嫌疑人就可以委托律师，使其及时参与到侦查程序中来。（4）扩大律师的参与范围，增强辩护一方防御力量，如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始终在场，与嫌疑人的会见不受监视，辩护律师有不受限制的调查取证权，有权在侦查结束后立即进行全面的阅卷等。
4、在刑事证据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对于违反宪法和诉讼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序上表明了我国开始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很不完善：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只限于言词证据，对于非法羁押、非法搜查、扣押等所获得的证据却未予以列明，仍可作为定案根据。同时，对于适用排除法则的举证责任未作规定，导致实践中对举证责任的确定做法不一。因此，我国立法还应当作如下规定：对于非法羁押，包括擅自延长羁押期限和超期羁押所获得的嫌疑人的供述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搜查、扣押等获得的物证，可区分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的不同情况，对于轻微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不予排除，对于较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应予坚决排除。[7]参照国外作法，对于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先由辩方举证，但标准较低，只须有可成立的理由即可。然后，追诉官员就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的承担举证责任。只有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证，保障人权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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