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缺失的衡平/李鹏(4)
3、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阙如
被告人犯罪行为日趋复杂和多样化，恶劣的犯罪行为造成被害自然人心灵和肉体双重伤害，如故意伤害、杀人、侮辱妇女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其人格权，这种伤害甚至会终其一生，被害自然人精神上遭受痛苦远远超过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利益受到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遭受精神损害却无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法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举轻以明重”原理，立法者将某一违法情节较轻的行为定性为侵权行为，则违法情节较重的行为无须表明即被定为侵权行为。而我国立法将因侵权情节较轻的行为造成的损害的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严重侵权行为却得不到精神损害赔偿的救济，明显违背法律原理和法律公平正义的本性，也不利于被害人利益的维护。对比国外的立法，《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凡是应予起诉的犯罪行为导致的全部损失包括物品身体精神损失都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与公诉同时一并向同一法庭提起。
三、刑事诉讼被害人缺失权利的矫正
中国现代化法治不可能是一套精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7]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可欲的结果，要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法治，要注意到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各种知识谱系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本土资源构架出一种新的良好的被害人权利矫正的范式。
1、 刑事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的架构
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在其内在地体现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理念时,才是一种理性的法律制度。“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在罗马历史的早期,西塞罗曾把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首先考虑我国的本土状况，给予每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显然无法实现。首先是资金的建立，专门的国家赔偿基金可以采取多种方式筹集，可以考虑通过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被告人罚金等建立。补偿对象一般为自然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到严重侵害且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补偿条件可以限定为被害人无明显过错、身体或精神受到重大伤害，被害人无法获得足额赔偿。[8]可以考虑在法院建立专门的国家补偿中心，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申请将其材料提交给该中心，由该中心依照法定条件进行审核，对于符合国家补偿条件的刑事被害人给予相应补偿。补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损失、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补偿申请不应当单一限定为刑事诉讼被告判决确定有罪后，只要被害人能够证明自己受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可以考虑在被害人提出国家赔偿要求获得解决前，先行向被害人提供部分应急贷款和部分费用。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考虑责任大小，体现人道主义。国家通过给予犯罪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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