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及本土化/李鹏(3)
根据以上有关正义的理论,可以认为刑事被害人与普通公民一样是平等的,分配正义得到了体现。当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时,其原有的平等地位遭到了破坏, 矫正正义就开始发挥其价值和功能,即破坏分配正义的社会成员应当为其破坏行为付出代价,并使被破坏的非正义恢复到的正义之状态，矫正正义的核心是适当地追究责任。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应当由犯罪人为其破坏性行为付出代价,即令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及给予被害人经济赔偿,以便恢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状态及弥补其经济上的损失。
德国犯罪学家汉斯·亨梯在其《论犯罪者与被害者的相互作用》一文中还提出犯罪者与被害者是互动的观点，此后的犯罪被害人学研究结论已经证实，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可以发生角色转换，并可以发生逆变。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政府应当确保任何人都获得不会低于某一最低收入来确使所有的人都得到保护并免遭残酷地剥夺。当被害人遭受到犯罪侵害后,如果无法从罪犯处得到适当的赔偿并陷入贫困境地时,其经济地位已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中,“没有什么不平等的现象会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一样导致如此大的怨恨,其它不平等的现象之所以不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那样引发极大的怨恨只是因为它们被认为不是人为的结果。”[4]被害人经济状况的不平等状况，会导致其对犯罪人及其亲属和社会产生敌对和不满情绪, 可能会实施犯罪行为，导致逆变的发生即从被害者向犯罪者方向的转化，并且会招致刑事被害人及市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秩序的不信任感,进而削弱刑法的规制机能。[5 ]因此,国家应当给予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以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抚平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疏通其不满，减少犯罪的数量，防止逆变的发生，加速社会的净化和正义的实现。
2、国家的契约责任和公民的信赖利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每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他生存的主要手段，但为了使社会由一种自然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状态，人们就必须“寻找到一种结合形式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这种结合的形式即为国家。“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不曾为人所默认成公认的。这一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约定的自由而放弃了自己的天然自由。”[6]公民个人依契约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来行使，并形成对国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预期，国家应保证这种预期不受破坏，政府对每个公民的命运有一视同仁的抽象责任。[7]国家必须切实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和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如未尽到职责，则国家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即公民如果遭侵权得不到补偿时，国家基于契约义务应予以补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由于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而蒙受损失处于劣势，公民的信赖利益也受损，国家应当按照契约责任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保护公民之信赖利益。同时国家作为垄断了暴力镇压和惩罚犯罪武器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抚慰人民疾苦的神圣职责。国家又不允许私刑之存在，不允许公民进行私力救济，其没有尽到防范并打击犯罪的义务，无辜公民因而遭到犯罪侵害蒙受损失，又不能通过公力救济的渠道从罪犯处获得适当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当对其损失给予赔偿。否则，国家与公民间的权利义务便处于失衡状态，国家也违背了自己的契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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