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合同转让/王栋(10)
在两个让与合同均已签订，二重的债权让与均已通知，但是债务人最先收到第二个债权让与的通知的情况下，仍须分类型加以分析：
如果债务人在第二个债权让与的通知到达后，第一个债权让与的通知到达前，已经向受让人（II）为债务清偿，那么一个在实质和形式要件均具备的债权让与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债务人不负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受让人（II）应当向受让人（I）返还不当得利。[46]但是笔者认为，假设受让人（II）是善意受让债权，那么根据民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一贯原则，受让人（II）的利益也应当加以保护，况且此处受让人（II）之受领债务人清偿并不构成不当得利；而造成这种二重让与局面之债权人不负任何之责，这从另一个层面上讲也是违背民法公平合理之基本原则的，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于此场合，受让人（II）之受领应为合法之受领，不过受让人（I）可以向债权人追究违约的民事赔偿之责。如果给受让人（I）造成其他损失的，也应当由债权人一并负责。
如果债务人在收到第一个债权让与通知之后才为清偿的，根据郑玉波教授的观点，认为债务人在此处享有选择权，既可以向受让人（I）为清偿，其根据是受让人（I）为真正债权人；也可以向受让人（II）为清偿，其根据为表见让与。[47]崔建远教授补充了这种情况下的例外，即当债务人明知受让人（II）为非真正债权人而为清偿的，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负赔偿之责。[48]不过笔者认为，由于在中国民法之上缺失“附确定日期证书”制度，债务人根本不可能判断到底哪一个债权让与通知所系之受让人为真正之新债权人，而且主张债务人明知而承担赔偿之责应当负举证责任，对于主观形态之上难为辨别之事实，如要为举证，势必增加举证之难度，那么这种处理方式无异于行同虚设，对于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的存在实在是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应当认为债务人于此场合享有履行选择权，既可以向受让人（I），也可以向受让人（II）为清偿，其根据是受让人之受让具备法律要求之必备要件，系为真正债权人。至于另一受让人之损失，如果其受让为善意，应当有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这里面包括受让人（I）得不到履行和受让人（II）为善意而被拒绝履行这两种情况；如果其受让为恶意，那么由其自己承担损失，这里是指受让人（II）为恶意之情况。
2、附确定日期证书制度的引进
尽管中国民法有处理债权二重让与情况之下的原则性规定，但正如笔者所关注的一样，在这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即债权让与缺乏公示性，债权是否被让与很难为外界所知。这就有必要设立一种制度来判断债权让与的先后顺位，借此来确定真正的债权人，也为债务人之清偿作一个比较稳定和安全的回答。事实上日本民法中有一种称为“附确定日期证书”的制度，可以籍此来确定债权让与通知的先后，并确定债务人到底应该向谁为清偿，值得中国大陆民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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