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宋英辉(2)
在英美当事人主义诉讼中，同样也有吸收职权主义因素的情形。依英美传统诉讼理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无严格区别，在制度上并没有侦查程序，庭审中法官也无需主动探明事实的真相。但这种传统的当事人主义也在发生变化。在英国，依1985年《犯罪起诉法》规定，自1986年起，由全国统一设置的检察机关作为公诉官负责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在1993年的报告中，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英国法官应更多地要求律师传唤有证明作用的证人。如果必要，法官也应准备传唤这些证人。英国上诉法院认为，法官在例外情况下可以行使职权传唤证人。在实践中，英国法官更愿让当事人举证以帮助展露事实。英国法官通常不会犹豫向证人补充提问或对证人的回答进行评论。②美国在独立战争后，由公诉取代了私人起诉。这些迹象表明，为强化对犯罪的追究，英美等国有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国家机关职权的作用。
3、寻求被害人人权保障与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平衡。随着本世纪中叶刑事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的呼声高涨，被害人在各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只重视如何保护被告人的权利，而今后应当赋予被害人以平等的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③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加强了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如法国于1977年在刑诉法典第4卷增设第14编，
确立了对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之后又于1981年、1983年和1985年对1977年增设的法条进行了修改。德国于1986年制定了关于改善刑事被害人地位的《被害人保护法》。美国制定了《1982年被害人及证人保护法》，对刑事被害人保护作了重大变革。英国1988年刑事审判法把国家补偿作为被害人的一项法定权利，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被害人的具体措施。
各国均强调，强化被害人人权保障，不能以损害被告人的人权为前提，而是旨在追求使由于只把重点放在保护被告人权利而无视被害人权益所导致的失去平衡的刑事司法回到正确方向上来，避免刑事程序中人权保障的片面化、极端化。
4、在坚持公正原则的前提下，追求刑事程序的运作效率。在不妨碍公正处理案件的前提下，尽可能加大刑事程序的运作效率，无论对国家、社会、还是对公民个人，都是有益的；对于某些案件而言，国家、社会及当事人或许宁愿作出某些让步或牺牲，来换取刑事程序的较高效率。这是国家、社会及个人基于各种利益的衡量而作出的有利选择。作为对刑事程序效率价值追求的结果，首先直接表现为各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简单或变通程序的采用：英美国家的辩诉交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处刑命令；各国刑事程序中的简易裁判程序。对较轻微的案件，在控辩双方同意的情况下适用简单程序，可以迅速处理大量案件，使法院集中力量搞好重大案件的审判，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不妨碍被告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其次，对刑事程序运作效率的追求，还表现在普通程序中减少某些诉讼环节。如英国于1933年后取消了大陪审团审查起诉而改由治安法官进行；德国制定了1987年刑事程序改正法律，在不妨碍被告人防御权的前提下，简化了许多诉讼环节。最后，追求公正与效率的统一，还表现在特殊程序的采用方面，对某些具有特殊性的案件，如少年刑事案件，涉外案件等，采取特殊程序来处理，更能保证公正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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