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身损害伤残、死亡赔偿金法律属性的界定谈司法审判中应有的人权保护意识与人文关怀精神/刘京柱(4)
长期以来，由于各方面原因，在我国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奉行“填补”原则，对残疾赔偿金或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数额的计算上立足于使受害人达到法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或与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相当的程度，而对受害人受到伤害前的生活水准“置之度外”。对死亡赔偿金或死亡补偿费，往往以“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或者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的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城镇居民或农村居民的平均生活费给予10年不等的补偿。例如，重庆綦江彩虹桥的垮塌，埋葬了数十名无辜者的生命。对于城乡死难者赔偿的不同，就遭到死难者家属的质疑。除每个死者获得相同的2.2万元精神慰藉费外，死亡补偿费按城镇户口、农村户口分了两个档次，城镇死难者每人4.854万元，农村死难者每人2.2万元，死难儿童分别减半。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广大人士对此赔付方案提出质疑：一样遇难，补偿为啥两样？对此，我国著名的民商法专家杨立新教授表示：“在赔偿问题上提出所谓的‘城乡差别赔偿’，在侵权行为法看来，是十分荒谬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宪法原则。因同一个事故死亡，却在赔偿问题上搞城乡差别，无论谁都不会同意。提到綦江用的“死亡儿童减半”的赔偿方法，杨立新称，这在侵权法上也是闻所未闻的。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国一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金额达到了使企业难以维持生存的地步。入世以后，我国公民、法人也会全方位参与海外市场竞争，一旦我国公民在外国合法人身权益受到损害，依据所在地国法律完全可以获得高额赔偿金，而所在地国极有可能因中国相关法律对其公民保护程度，采取对等原则。这对于我国海外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解释》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如在规定赔偿死亡补偿费（或死亡赔偿金）外，赔偿义务人仍要赔偿受害人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既然为受害人近亲属的物质性财产损失，则“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包括在受害人近亲属物质性财产损失范围之内。二者的一并赔偿对赔偿义务人而言有失公允。又如，在赔偿标准的确定上，考虑了民法中的“平均的正义”或者“矫正的正义”的价值理念，或者侵权法中的“损失填补”或者“填平损害”的理论，未对现代司法理念中的由“平均的正义”或者“矫正的正义”向“分配的正义”发展予以重视。现代社会，人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作为生命个体的人其生命健康权理应获得尊重，同时，其作为社会群体的成员，在其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威胁时也有权利获得社会的救助与保障。现代文明社会的国家和政府也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采取各种合法有效的措施和手段来积极保障和促进公民权利（力），而不是籍口司法的终极裁判漠视甚至践踏公民权利（力）。作为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审判机构，在审判活动中贯彻执行有关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的同时，应充分阐释法律条文背后隐藏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司法的经验智慧衡平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尽量不至于以一种合法的手段或方式使一方当事人陷于无可挽回的“深渊”，为自己先前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现实情况又是怎样呢？如果在个案中不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受害人受到伤害前的经济收入情况、生活消费水平及其今后创造财富的能力等因素，一个不容置疑的后果就是赔偿义务人“破罐了破摔”，一任法院裁判，反正“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而得不到及时有效执行的法院判决，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而言，也只能是“水中月”、“镜里花”，空欢喜一场。法院的“空调白判”到头来只会引发新的社会不稳定（这决非危言耸听！在人民法院的执行实践中，赔偿义务人因无力偿债而举家外迁逃债，令赔偿权利人束手无策，进而对法律产生失落，到法院、信访局等单位上访、缠执。），损害司法的权威。又如，对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数额的计算标准上，虽然纠正了过去对残疾受害人的收入损失不予赔偿，只赔偿其生活补助费的错误，但《解释》所规定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是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当然对残疾赔偿金还要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的因素，在对既有标准予以适当矫正的同时，再次区分了城镇与农村，难免给人一种感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说说而已，要动真格的，还得看你的身份，看你生来是“市民”还是“农民”。一个城镇居民生命的价值可能是一个农民居民的几倍，如依照《解释》的规定，山东省统计局于2004年2月26日发布的《2003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3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99.9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50.5元，照此数字，在同一个人身损害致人死亡的赔偿中，城镇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为167998元，而农村居民的死亡赔偿金为63010元，前者是后者的2.67倍，这公平吗？按照这一区别，就像有人质疑的一样，一艘客轮遇难时，客运公司赶来的救生艇是否不再是首先抢救妇女、儿童，而是先让城镇人上救生艇，然后再去救死里逃生的农村人，因为城镇人的赔偿费用是农村人的两倍。按此推理，争相效仿，还有农村人的活路吗？⑤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等都是强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的，权利上是平等的”，强调“人格尊严”。尊重生命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准则，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法律地位的平等首先表现在生命权的平等，不能因人的年龄、身份、地位、财富、信仰等方面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因此，对生命权丧失而致的补偿标准应该是同一的，不能区别对待。鉴于《解释》刚刚公布，短期内予以修正的可能性较小，我们寄希望于《民法典》的制订中能否充分考虑并反映这一精神。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法官应在现有规定下合理谨慎地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以切实保护人权，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精神。如在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数额的确定上，法官要根据对受害人损害程度的审查判断，以及对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的感知，依照自由裁量权，确定具体的赔偿数额。另依照《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法官可以按照赔偿权利人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在审判实践中，法官据此应充分向当事人阐明相关的权利与义务，指导当事人在法定或法院限定的合法期限内，主张符合本人意愿的最大合法权益并尽最大努力地收集提供籍以支持自己主张的证据。作为一名中国法官，在遵守法律规定和法官职业操守、倡导树立现代司法理念的同时，也应充分体悟本土实际情况，不能以强调司法的被动性、中立性为由而牺牲当事人依法理应享有的民事权益，冠冕堂皇地使当事人陷入所谓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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