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法治的多维视角/魏勇(3)
----权利义务观。任何法律关系，其内容都是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作为分析线索是法律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当法律对权利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时，对权利和义务的确定是很容易的，问题是当某一行为，既未被法律规定禁止又未被法律规定允许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权利和义务呢？是采取权利推定优先观还是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法律规定的权利姑且可以被任意剥夺，何况法无明确规定呢？可以说专制社会政府的权力是无限的，因此古代有“民可告官但不可告官府”的说法，因为在统治阶段眼里，官府永远都是正确合法的，只有个别官员才会犯错误和不守法。由此可见，在专制社会，政府采取权力推定优先观，对国民采取义务推定优先观。在法治社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全体，政府的权力来自国民授权并须依法执行。再者，由于政府公权力的滥用导致的恶果远比私权利的滥用危害大得多，因此，要对政府实行义务推定优先，实行有限政府，以防止其权力恶性膨胀而恣意妄为。对于国民而言，政府不得强迫其做法律不强迫他做的事情，不得禁止其做法律不禁止他做的事情，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实行权利推定优先的原则。由权利推定优先观衍生的是，当法无明文规定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之间（即私法领域）奉行“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只要不违法，任凭你天翻地覆。此外，要正确对待权力和权利，还要正确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势力范围”。立法上，政府公权力与私权利要在不同的生活场域求得平衡，公权力不能不分范围地随意介入私人生活场域。在传统中国，对公民个人的权利始终是一种漠视和卑微的态度，对此，革命先驱李大钊曾经说：“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由于对个体权利之淡漠，公权力总是手伸得过长，管得太宽，不当地介入私人生活场域，例如，据报道，某地公安机关以夫妻二人在家中看黄碟为由对二人进行治安处罚，搞得当事人疯疯癫癫的。再如房屋拆迁条例由于政府角色错位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搬迁户的合法利益，更有甚者，某些开发商打着政府的招牌损害搬迁户利益而中饱私囊，已有很多人批评该条例为“恶法”。欣喜的是，现在强制婚检被取消了，表明政府已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位置了，相信不久的将来，以人权为本的权利本位观定会深入人心。
----证据证明标准观。证据是法官断案的依据，是诉讼的灵魂。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更为关注的是，证据达到什么证明程度才能定案呢？震惊世界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妻一案的判决结果令人难以置信：在刑事法庭上辛普森被判决无罪，保全了生命，而在民事法庭上，却被判有罪，赔偿其妻亲属巨额财产。为什么前后两个判决自相矛盾呢？原因就在于美国人对于不同的诉讼采用不同的证据证明标准：他们认为，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的控诉方相对于被告方具有较为优势的地位。此外，人死不能复生，对被告处以刑罚应持慎重态度，因而刑事上的证据证明标准应该严格要求，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否则就不能判决被告有罪。在民事上，一般只涉及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生关系，不涉及剥夺当事人的生命和长期自由问题，对胜诉方的证据证明标准采取“具有概然性优势”即可。在当今中国，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在证据证明标准上均采用同一标准：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证据达到什么程度才是确凿充分？对此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在定案上具有一定的主观主义成分。同时在这种证据证明标准的指导下，通过二审纠正错案能力显得不强，而通过启用审判监督程序这种事后监督机制来纠正错案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占有不小比例。另外，民事案件由于证据证明标准太高影响了诉讼的时效性，使得案件积压严重。证明标准的同一性使得三大诉讼在证据采纳上形成了该严不严，该宽不宽的后果。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针对不同的诉讼种类和诉讼任务构建新的梯形证据证明标准体系：具体来说，刑事诉讼应采取“事实清楚，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高标准，行政诉讼证据要能达到较高程度概然性优势，民事诉讼证据达到一定程度的概然性优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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