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上诉案引出的法律问题/张向阳(2)
二、上诉案件审理中，当案件事实发生变化，出现新的事实和重要证据，应发回一审重新审理，这样控辩双方对新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各抒己见，当庭质证、认证，宣判后，不服者皆可上诉或抗诉，有利于双方特别是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并非每案必须发回重审，如本案中，上诉人请求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实务中，有观点认为，先由原审法院组织鉴定。如鉴定没有病，则维持一审判决；如鉴定有病，则只能发回重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尽合理，发不发应区别不同情况对待。如经过开庭审理，并且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均无异议，一审无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情形，完全可以在二审判决结案；如有异议，再发不迟。具体理由如下：
<1>《刑诉法》189条(三)项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具体到本案，被告人闫某的法定代理人在一审时即已申请精神病鉴定，但未予准许。二审鉴定后，闫某确为精神病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如开庭审理时，控辩双方对被告人患精神病的事实和鉴定结论等新的证据均无异议，而且在适用法律上亦无分歧意见，依法改判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如此，即使不发回重审，不走一审程序，也不会剥夺和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影响公正审判。而且在实体上，使被告人尽早获得公正的判决，客观上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其合法的权利，符合立法精神和刑事诉讼理念的要求。
<2>二审作出终局性处理，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尽早给被告人一个结论，特别是被羁押后的不予刑事处罚的被告人可以尽早获释。审判效率同公正一样，是诉讼程序价值的内在要求，二者是诉讼这驾马车上不可或缺的两个车轮，这是现代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迟到的正义就是不正义。本案如果发回重审，而重审后一审法院依法作出的判决与二审直接查明事实后依法作出的改判，应该说并无分毫之差，因为一旦查明被告人是精神病人，依法均应宣告其不负刑事责任。如果控辩双方经过开庭审理对全案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均无争议，这便意味着具备了一个诉讼程序终结的条件，如再发回重审，进行程序转换，无疑使基层审判人员徒增工作量，加剧司法资源的供需矛盾。而文来文往，是需要时间和费用的。这边结案、退卷，那边又立案受理，接下来要开庭审理，开庭审理前还要为控辩双方留出至少十天的诉讼准备期，宣判后(只讨论不上诉)还要等到上诉、抗诉期满后判决才能生效。所有这些程序走完必然会延缓终局结案日期的到来，看似两级法院均未超审理期限，也在法定期限内审结，但对当事人来说，实则人为地变相拉长了审限，不仅对被告人不公平、不正义，而且因其使一审法院案件发还重审率提高，年终审判质量考核亦受影响，对基层审判人员也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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