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兼论以新思维看待经济法的发展和定位问题/安旻(21)
另见刘文华 王长河《经济法的本质：协调主义及其经济学基础》，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 法律出版社2001年P64：“从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新自由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中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是经济生活的调整，是综合运用‘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的结果。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反观时下我国政府为拉动和控制经济增长而为的一些略显生硬的举措，笔者实在是不能不感到担忧。如何从法治的角度真正有效地调动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能量，让这对矛盾统一体适应我国经济基础和经济文化的特质，从而和谐地共同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值得经济法学者深入探究的问题。
注9：大陆法系国家有着悠久的划分公私法的传统，一般认为，凡是规定公权关系的法就是公法，如宪法、行政法、刑法等，凡是规定私权关系的法就是私法，如民商法。但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和国家干预的加强，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了所谓“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的倾向，以及大量的“混合部门”，如社会福利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它们既不归属公法，也不归属私法，使划分公法与私法的意义日益缩小。（参见孙国华 朱景文主编《法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1999年P306－307，另见邓峰《经济法漫谈（一）：社会结构变动下的法理念和法律调整》，史际春 邓峰主编《经济法学评论》第2卷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P65－69关于“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评述）因此，“不能把公私法划分及其概念绝对化，仅在抽象价值观的层面上掌握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会造成谬误。”（参见史际春《经济与法概说》，史际春著《探究经济和法互动的真谛》法律出版社2002年P16）
随着法的社会化程度增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相互渗透，新出现的一些社会关系已不再可能由泾渭分明的公法和私法分别加以调整。当代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由‘私－私’对立和‘公－私’对立向社会化复归，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日趋社会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参见史际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前引史际春著《探究经济和法互动的真谛》P40）其立足点既不是公共权力，也不是个体权利，而是社会利益，是对对立的公权关系和私权关系的一种协调和统一。
注10：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认为：“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重要特征。……时代及时代的精神不同,法律所保护的法益的侧重点也不同。传统的私法侧重于保护私人的利益,传统的公法侧重于保护国家利益,但它们往往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都很不够。经济法则不然,它在侧重于保护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能兼顾对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保护。……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不是传统的近代市场经济或近代市民社会,而是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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