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法的缺位及缺陷弥补方法－－兼论以新思维看待经济法的发展和定位问题/安旻(7)
另一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改良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统治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无产阶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注34）但是在初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以单一公有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为本质特征的”（注35）经济基础开始显露出“后劲不足”的毛病，成了相对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也是前苏联各界领导人不停地搞经济体制改革以求振兴国民经济的根本原因（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中）。前苏联虽然曾于70年代拟定过《苏联经济法典》要点草案，但是由于国家根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注36）理论界出现的也不过是对经济关系几乎无处不包无所不容的“大民法”和“大经济法”之争，连社会主义民法都成了公法，反而没有了经济法的合适位置。只有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1964年颁布了世界上惟一一部经济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经济法典》，调整国民经济领导和社会经济组织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前苏联拉普捷夫纵横统一的经济法观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践。（注37）
“有一种观点只承认西方国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干预而产生了经济法，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因为创设经济制度而产生了经济法。其实不然，创设经济制度的不一定是经济法（往往是宪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多地采用行政命令和政策规范经济活动，即使有个别经济法律规范，也只是经济法的萌芽，尚不能是真正意义上（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注38）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进一步说，由于没有客观地分析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过分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职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深入到经济的微观领域甚至企业内部，成了企业的“管家婆”，同时对市场调节机制的性质认识不清，排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反而造成效率低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注39）而随后国家进行的改革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与国家调节相配合，呈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极端状况，最终导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不甚成功。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各国的经济改革也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彻底转向，并让社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仅从非严格意义上看，虽然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两国官方认可了经济法，（注40）但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法是缺位的，性质更类似于经济行政法，因为它所体现的这种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全面组织管理绝非通常意义所讲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干预，经济法没有真正独立的空间。（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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