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李华振(2)
在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里，两权分离远比非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企业彻底得多，因此也更容易滋生经营者代理风险。这就是近几年我国的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频频“出事”的内因。
剖析二：科斯定理、外部性、内部化。
科斯定理也能合理地解释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瓶颈现象。在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里，绝大多数董事、监事、经理都是“纯粹的打工者”，他们的目标并不完全与公司目标一致，他们的行为价值取向有时候与公司的利益产生冲突、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对于他们而言，公司利益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并没有“内部化”为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理性”之观念下，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就会利用各种法律的、产权的、管理的、监督的空档，来谋求私利的最大化。
国有企业的这种现象更是明显、普遍。由于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生命体，它无法像“自然人”那样去监管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所有权”最终还要由具体的某个（些）人去行使。这样就产生了刘大洪教授所说的“国有企业双重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进行企业经营，会产生“经营者代理风险”；政府主管部门及官员代理行使国家所有权，会产生“所有者代理风险”。
中国国情与日韩奇迹、后发优势
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应该采取哪种模式？这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市场导向型，以美英为典型；二是银行导向型，如日韩等国。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但从中国当前的国情来看，应偏向于银行导向型。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日本、韩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二战之后，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日本和韩国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日韩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二战后的日韩，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日韩，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日韩。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日韩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中国的两难选择：日韩衰退与美英稳健
如上所述，中国应倾向于借鉴日韩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九十年代初以来，日韩曾经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风光不再，日韩经济模式的弊端终于浮出水面，两国的许多企业（包括世界500强的多家大企业）纷纷陷入困境，经济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就在于两国的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该模式使企业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企业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企业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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