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的精神/李昌麒(4)
社会公共利益是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关系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一种利益。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经济秩序屡遭破坏和公共利益屡次受损，人们在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重新定位后形成的一种新的认识结果。在此之前，个人利益被神圣化，以经济人理性假设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安排使社会公共利益被湮没，在众多人的视野中，市场主体的行为几乎都是有利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也体现了个人利益优先的原则。用以往的法律标准来判断，垄断、不正当竞争、欺诈消费者、漠视劳动者利益、污染生态环境和操纵市场等行为不过是事关民事当事人利益的行为，与公共利益无涉。只要当事人之间默许，这种行为永远都是合法的。但屡次爆发的经济危机打破了“私利即公益”的信条，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经济人的本性和公共利益问题，探寻个体行为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由此，作为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公共利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确认和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也成为法律制度安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法和行政法虽然作为公法，但其主要任务是限制国家特别是政府权力[13]，确认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其他合法权益[14]，在限制经营者行为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二者难以染指。刑法是公法中专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首要任务的一个法律部门，即便行为人侵害的具体对象是公民个人或法人的利益，刑法保护的出发点仍然是社会。但是，调整手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刑法只能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而对虽侵犯了公共利益但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的经济行为，刑法却无能为力。所以，尽管刑法在维护社会经济利益方面非常有力，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民法是以维护个体利益为先，社会公共利益为次的法律规范。二十世纪以来，民法虽通过自身的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但个体权利本位和公共利益的矛盾性，决定了它难以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求得彻底的平衡。随着危害公共利益行为的不断增多，民法很难再通过个别条文的社会化对当事人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产生约束，通过抽象的“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等规定也难以判断经济行为的社会效果。所以，在社会化生产程度渐高，个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现代经济社会，必须对个人利益优先的原则进行修正，确立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理念。只有通过制定系统的经济行为规范，作为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规则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判断是否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判规则，才能有效地制止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些经济行为规范的总称即构成继民法之后并与民法在市场经济中共同发挥作用的新的部门法——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优先的精神，构成了经济法区别于民法和其它部门法的特质，也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同等地位，进而实现了两种利益在法律中的和谐与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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