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新严打机制的思考/熊晓峰(3)
我们的严打斗争应改变运动式、阶段性的方式，避免此轻彼重、时轻时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形象的情况发生，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方针指引下，按照法治原则，改变重打轻防、重刑轻治、重结果轻成因、重重刑轻适度等传统观念，树立合理的价值取向，把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获取最大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坚持依法严打，把运动式的严打模式引导到合法、规范、有序的轨道上来，使严打严之有理，严之有据，严之有方，严之有效，严之适度，最大限度地发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建立起严打经常性的工作机制，使严打斗争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延续性、稳定性、长期性。
二、开拓创新，建立以控为主的严打新工作机制
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总结中国近现代史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
政法机关为发展服务，首要的是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发展经济一定要有可靠的安全保障，这种安全保障包括打击和保护两个方面，打击与保护似乎是一对矛盾，实则不然，打击犯罪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打击犯罪是政法机关的职责所在，但刑罚只是社会治安防范机制中的最后屏障，具有被动性，即使是一起查办非常成功的案件，办案既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罪犯的改造也耗费国家资源，还不一定能达到刑罚特别预防的目的，犯罪人再犯的可能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相反过严过频的刑罚还有可能使少数犯罪者产生敌对情绪走上反社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到了需要政法机关予以严厉打击的时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已经受到了损失，而如果案件再不能侦破，所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就不是金钱所能计算的。如果我们能通过充分调动和发挥我国司法机关和党政管理部门以及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能动性，以最小的耗费或代价控制犯罪，将获得最佳的法制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以毎名罪犯改造费用5000元毎年计算，如果能通过社会预防每年减少10万人犯罪，可节约5亿元人民币，解决一百万中小学生教育经费。
九八年洪水中解放军官兵奋勇堵决口的悲壮一幕仍历历在目，鲧、大禹父子治水宜疏不宜堵的教训言犹在耳，所幸我们终于认识到了水土保持的重要性，采取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措施。我们的严打方针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83年严打是群众性的拉网式的人海战术，在1991年1 月召开的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上，出台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加强教育和管理，落实责任制，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确定了打防的互补关系和主次关系，在实行打防结合，以防为主中实现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策略原则。犯罪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不能期望彻底消灭犯罪，只能将犯罪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内，因而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以防为主，政法机关就应以控为主，如果把严打比做是治水的话，公安机关严厉打击是堵决口，各部门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水土保持，那么人民调解和民间纠纷大排查就是查漏，严厉打击是治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治本，基层警务、人民调解和民间纠纷大排查是控制和预防。我们应建立起以人民调解制止民事纠纷向刑事案件转化，基层公安机关掌握情报、快速出击、将犯罪控制在初发阶段的快速反应能力的控制机制为主，向基层倾斜、向一线倾斜的严打新的工作机制。但现在基层警务、人民调解、回归社会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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