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在中国的废除/杨辉(6)
在一般预防中，虽然对罪犯处以死刑对其他社会成员来讲起到了一种强烈的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但是，这种强烈威慑作用感觉只能给人一种印象，“处死罪犯的场面尽管可怕，但只是暂的”印象，“在一个自由而安宁的政府领导下印象与其说应该是强烈的，不如说应该是经常的。”［8］只有经常发生的印象形成习惯才能影响人的行为。作为在其他社会成员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长期刑罚难道不比短暂的死刑更被人经常想到吗？这种长期的影响难道不是更好的预防和教育吗？
四、从国内外形势看，死刑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理念不一致。
当今世界是个开放的世界，中国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要同国际结轨，走国际化发展道路。走国际化道路，不仅要求中国要在经济上适应世界的潮流，更需要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与世界保持一致(当然这种一致并不是完全相同)。
死刑作为上层建筑法律的一部分，既受制约于经济基础，又能为经济基础服务。当下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和经济的全球化推动了法治的国际化，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是世界公认的。法治经济要求各国在参与世界经济交往时应遵守公认的“游戏”规则，即法律或国际公约。
中国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法治国家，要求国家必须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前提条件下，在处理各类事物时按法律办事，不准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存在。因此保障公民最基本的人权是法治国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所以关于剥夺人的最基本生存权的死刑当然是与这个尊重人权的社会不相一致的。同时中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中规定“人人固有生命权，这个权利理应受法律保持，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权。” 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对生命的高度重视和充分的尊重，即“取缔死刑有助于加强人的尊严与人权的发展。”它虽然并未要求成员国必须废除死刑，但通过生命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的规定明确了至少要严格依照法律对死刑加以限制。而且其前提是国法律规定本身是合理的能在精神上与《公约》契合。但从前面的分析看中国的死刑制度不仅实体法不能与之完全相符，而且在程序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中国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应当在法律体制方面作出合乎规律的调整，废除不合时代节拍的死刑；就应在签署的国际公约中认真履行有关规定，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影响国际交往。
四、中国死刑废除时应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废除死刑虽然是大势所趋，但在实际废除中还需大量的工作相辅作为铺垫，归纳起来主要在法律对策和社会对策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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