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起诉制度探析/宋景峰(2)
“反对说”认为，暂缓起诉严重违法，应当予以禁止。持此观点的理由是：第一，暂缓起诉并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试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后作出的决定只规定了提起公诉、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三种处理方式，并没有规定可以作暂缓起诉。第二，它是检察机关对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特定的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件暂缓起诉，不利于打击犯罪，有损于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第三，它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造成对审判权的侵犯。公诉权是一种诉权，其基本职能是控诉，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不能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第四。它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混淆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并造成与缓刑适用的冲突。
“谨慎说”认为，制度创新永无止境，积极谨慎地探索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应当予以支持。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检察机关探索未成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目的在于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未成年人身上留下刑事犯罪记录。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中确实没有暂缓起诉的直接规定，就此而言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但是法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时俱进理应包括法律制度在内。按照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确实只有提起公诉、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三项可供选择的权力，在不起诉的范围内也只有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因证据不足不起诉的选择权。酌定不起诉是国家授予检察院行使的起诉裁量权，具体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显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是授权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此为据探索如何实施不起诉的决定。所谓“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没有规定检察院的不起诉权一次用尽，检察院所说的暂缓起诉实际上是对不起诉附加了在一定期限内进行考察的条件。对现有的不起诉制度是否可以附加条件、应当如何附加条件本身属于制度创新的探讨，是完全应当允许的。
在实际工作是，有些同志提出：暂缓起诉具体操作复杂、麻烦，增大了检察机关公诉部门的工作负担，还不如起诉到法院作判处缓刑。检察院决定的暂缓起诉与法院作出的判处缓刑两者的差别在于：检察院在缓诉考察期内对缓诉对象进行考察，可以为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提供一个有条件的免受审判的机关，可以达到暂缓起诉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的目的。而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判虽然也可能作出宣告缓刑的决定，但是，缓刑毕竟是对刑事犯罪的认定与处罚裁量，有可能影响未成年今后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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