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赵尊科(5)
4、行政官员。 关于法官思维方式与与行政官员的不同，“英国法学家韦德曾有过卓见：司法判决是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是依政策作出的。法院尽力从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找出正确的答案。行政官根据公共利益找出最有利、最理想的答案。……法官与行政官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法官的方法是客观的，遵守着他的法律观念；行政官的方法是经验式的，是权宜之计。”[注10]郑成良教授也指出，政治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政治上的利弊权衡，表现为平衡、妥协、制约。
5、公众。公众思维方式的特点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道德判断，将善与恶、好与坏作为衡量标准，区别于法官的法律标准。二是追求客观，关注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即客观真实，区别于法官的法律事实。
三、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的传统和现实压力
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如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在许多方面已经西方化了的中国法律一样，法官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并不为人们所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它仍然显得十分另类、标新立异。
一方面，社会对司法进行道德性评判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主流的思维方式，这种道德性评判排斥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使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的审判变成了冒险。广东省四会县法院法官莫兆军曾在2003年被逮捕，起因是一起借款纠纷案中的借据系原告用胁迫的方式取得，莫法官按照证据规则，在被告未能提出相应的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被告败诉的判决。作为被告的两位老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判决，选择了自杀，此举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司法机关的介入下，证明此判决所依据的事实的确与客观事实不符。在一片谴责声中，莫法官被绳之以法。莫法官判案的思维完全符合司法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符合法官思维的基本原则。在法律面前，他是个合格的法官；在道德判断面前，他却成了倍受指责的罪犯。
另一方面，法官所处的现实环境决定了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法官思维方式面临巨大压力。 “在中国，法院是单位，法官是干部，这是在结构和制度设计上给定的。这一前提决定了法官自己作为在法院这个单位中讨生活的人，他所审理的案件中的当事人是同一体系和制度内的另一些单位中人或者是另一些单位。法院的办公用房、车辆、设备，法官的住房、工资、福利及升迁都依赖于这个体系和制度；而法院、法官审理案件则需要与这个体系和制度内的其他单位打交道，并依赖这个体系和其中的单位：取得上级党政领导单位和其他单位的党组织及人事、保卫部门的支持。在这一体系和制度中，法院、法官与当事人必定有共同的领导，这一领导对法院、法官和他们的当事人都可以行使权力；在一些案件中，法官，甚至是法院只起着履行手续的作用。处在这样的体系和制度中，作为单位的法院，在审判、政治与社会保障三个功能中，弱化的是审判功能；作为干部的法官，在‘突出政治’、‘哪里需要哪里去’、‘干一行爱一行’的要求和‘级别决定待遇’、‘领导决定前途’的条件下，不存在职业认同。”[注11]在这种环境下，现代司法理念以及现代司法理念指导下的思维方式很难为广大法官所固守，法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更多地是在法律之外，而非法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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