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兴良的代序《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肖佑良(6)
笔者将刑法教义学斥之伪科学，是针对刑法教义学的逻辑性和各种学说学派而言的，并不代表全面否定阶层体系。在案件的处理上，所有的案件阶层体系都能处理，具有实用性。尤其是处理例外情形，阶层体系比四要件明显具有优势。贝林设计三阶层体系时，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例外情形的出罪设计出口。这一天才的构思，其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阶层体系世界流传的原因。由于阶层体系受到事实与价值二元论、客观与主观两个世界观的束缚，对法律本身属性的理解，明显偏离了实际（五大统一），导致阶层理论虚拟化现象严重，多如牛毛的各种学说学派充斥其中，作茧自缚，使得学习与应用的难度飙升，大大拖累了研习者的判断力。综合比较，面对修改后的四要件，刑法教义学不得不归属于伪科学的范畴。
修改后的四要件将会如日中天。四要件修改后，原有的缺陷被弥补了，我国德日派刑法学者针对四要件所有的批判都得到完美的解决，且仍然保留了四要件简便高效准确的优势。打个比方，修改后的四要件，与三阶层比较，如果说三阶层是绕弯子的国道线，那么修改后的四要件就是走直线的高速公路。由于阶层体系虚拟理论学说众多，故弄玄虚绕弯子，作茧自缚，使人不堪其扰，严重制约了阶层体系支持者判断力的正常发挥，培养出来的人都是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修改后的四要件，与司法实践相契合，行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上成立犯罪，理论联系实际，操作起来简单高效准确。两者比较，修改后的四要件体系比起三阶层体系，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即使全国大大小小的阶层体系的支持者全体出动，都不足为虑，修改后的四要件可以任意蹂躏他们。那些被我国德日派刑法学者忽悠误导走上国道的人，一旦明白过来，知道有这么一条高速公路，会毫不犹豫放弃国道上高速。所以，所谓的刑法知识去苏俄化，实际是我国刑法理论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
我国刑法理论发展史上，曾有部分学者批判社会危害性理论一度甚嚣尘上，尔后这些人又掀起了刑法知识去苏俄化运动，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卷入其中。尤其是始作俑者，名义上打着振兴我国刑法理论的旗号，实际上是崇洋媚外，照搬照抄。例如，陈兴良教授不仅鼓吹：“……如欲超越贝林，我们首先必须回到贝林，理解贝林，否则就没有超越而只有误解。即使今日贝林的构成要件论如西原春夫教授所言，已经成为‘悲哀的玩具’，我们也必须经历这需要玩具的犯罪论的童年时代。这就是说，我们必须从犯罪构成的歧路返回构成要件的原点，然后从问题的原点重装上阵。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刑法需要贝林构成要件论的启蒙。”（摘自《构成要件论：从贝林到特位伊宁》）。而且，陈兴良教授还身体力行，发表了被人称为“降龙十八掌”系列著作。然而，笔者看来，陈兴良教授作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大佬级人物，卑躬屈膝如此程度，令人汗颜。所谓的“降龙十八掌”，实际上是故弄玄虚的棉花掌，忽悠占了绝大部分，几乎没有实际意义，斥之为学术垃圾都不为过。就我国刑法理论的发展而言，“降龙十八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总共7页
[1] [2] [3] [4] [5] 6
[7]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