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普森的“血手”与河北省高院“留有余地”的死刑判决/裴玉良(3)
首先对杀人凶器----刀子进行分析，案件分别发生在7月30日和8月6日，但围绕刀子有两份刑事技术鉴定报告，第一份是1994年7月31日鉴定报告，而这时距案发仅仅只隔一天，犯罪嫌疑人还没有确定，那么刀子是从哪里获得的？是不是案发现场发现的？应该在审判时由公安机关予以作证作出合理解释，否则鉴定结论认定刀子上有被害人的血液就没有意义。公安机关1994年11月2日从被告陈国清家中提取一把自制单刃刀子，1994年11月4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承德市公安机关送检的单刃刀子所作的第二份鉴定结论，只是证明了上面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血迹血清同为“阴性”。至于鉴定的刀子是否与从陈国清家中提取的刀子一致？是否与第一次鉴定的刀子想混淆？第一次鉴定的刀子与第二次鉴定的刀子结论一致，但两次鉴定的对象是不是同一把刀子呢？公安机关的当庭作证和两级法院的数个判决均未涉及，这是产生疑问的重要原因。况且，仅凭公安部技术鉴定认定送检刀子上的血迹与被害人之一的刘福军血清均未“阴性”，就作为定案的主要证据，意味着被告作案的可能性只有50%，因为人的血清不是阴性就是阳性。
其次，作为指控被告人到过现场进入过被害人出租车内的物证-------烟头，从公安机关的现场勘查报告和现场录像看没有记载有关内容，也没有现场提取物证的照片，公安机关只是在审判过程中说明是在案发现场的出租车内提取的。被告人一方辩解说烟头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在看守所被提取的，而公安机关却无有力证据证明烟头是在现场提取的，说明公安机关的取证是有缺陷的，这种重大失误会导致诉讼的严重障碍，使得法院在判决中也难以进行充分的说理。同时，对烟头所作的鉴定是在1994年8月23日，证明烟头上唾液为“A"型，与被告人之一的杨士亮血型、唾液一致，但这时被告人均未被抓，他们的血型鉴定又是从何而来？
除了上述两个关键证据的重大缺陷外，本案还有其他很多疑问，包括证明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为何没有采用，预审时有无刑讯逼供等。但关于凶器和烟头唾液鉴定的疑问无疑是本案中引起争议最大的问题，无论被告们是否还要继续申诉，无论最终结局如何，都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公安机关在勘查现场、审讯嫌犯、进行鉴定时，都应考虑审判程序中证据的适用、辩方的质证以及社会大众的监督问题，切不可以为破案了就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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