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调查方法探源/何家弘(4)
审讯问案的目的是获取当事人有关案件事实的陈述和核实有关的证据，而且最主要是获取被告人的口供。当时的执法者认为，被告人最了解案情真象，所以其供述最为可靠，是“证据之王”。我国古代早就有“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和“无供不录案”的断狱原则。法兰克王国和俄国早期的法典中也都明确规定被告人口供是最可靠和最完整的证据。法律对被告人口供的重视，促进了审讯问案方法的发展，也促进了刑讯逼供的发展。
我国的刑讯制度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刑讯便已广泛地用于司法实践之中。秦朝时，法律对刑讯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据《秦简》中记载，“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书之，各展其辞。……诘之极而数池，更言不服，其律当笞掠者，乃笞掠。治笞掠之必书曰：爰书：以某数更言，毋解辞，笞讯某。”这一规定虽有限制滥用刑讯的一面，但也有维护刑讯之合法性的一面。
汉朝的统治者虽然提出了“省刑薄罚”的司法原则，但却把刑讯逼供作为治狱的基本方法。据史书记载，汉武帝时执法官吏往往以“苛酷拷囚”为能，至使严刑讯狱成风。唐朝的法律对刑讯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唐律·断狱律》中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为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由于实践中执法官吏常滥施刑讯，甚至拷囚至死，所以法律规定对同一名囚犯实施拷讯不得超过三次，拷打总数不得超过二百。如在此限度内拷囚至死，执法者不受处罚；如超过此限度拷囚至死，执法者则要被判二年徒刑。宋朝法律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然而，法律上的这种规定并不能阻止实践中对刑讯的滥用。且不说那些贪官酷吏常假借刑讯来草菅人命，就连包公等“清天大老爷”亦把刑讯视为断狱的“看家手段”，宣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据记载，宋朝时已经出现了“掉柴”、“夹帮”、“脑箍”、“超棍”等十分残酷的刑讯手段。明朝统治者实行特务政治，所以刑讯逼供盛行。《明律》中规定：“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罪，须用严刑拷讯，其余只用鞭扑常刑。”然而，司法实践中刑讯之酷、花样之多，实令人瞠目，据《明史·刑法志》中记载，锦衣卫镇抚司的刑具有十八套，如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等。对于重要的案犯，这十八般刑具“无不试之”！
欧洲国家在用审讯法代替了神判法之后，刑讯逼供也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手段。法兰西王国从１３世纪开始广泛采用纠问式诉讼程序，于是秘密审讯和拷打逼供就成了让被告人开口的常规手段。按照法律规定，法院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可以对被告人刑讯拷问，以取得有关犯罪事实、动机、目的和具体情节的口供。德国１５３２年《加洛林法典》规定用纠问式诉讼程序代替抗辩式诉讼程序。由于被告人供述被视为定罪的主要证据，所以刑讯逼供自然成了查明案情的主要方法。当时，很多法官都把刑讯看做使被告人招供的“万灵方法”。甚至在堕胎案件的调查中，法官对被控妇女采用残酷的刑讯来获取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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