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兴良的《犯罪论体系的考察》/肖佑良(4)
“这一案件，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并不能认为是错判。因为对于这种教唆或者帮助自杀行为，我国刑法教科书一般都认为是构成故意杀人罪的，只是认为情节较轻而己。因此，在本案处理中，虽然存在四种分歧意见，但很快统一于第四种意见。根据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被告人邵建国在客观上存在实施诱发和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其实质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行为，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王彩自杀的结果，但他对这种结果持放任态度，以致发生王彩持枪自杀身亡的严重后果，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但是，被告人的诱发和帮助他人自杀行为是一种杀人行为吗？杀人，无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必须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但这种诱发和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不能直接等同于故意杀人。在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宜作为故意杀人处理。”
“按照递进式的犯罪构成体系，教唆或者帮助自杀行为不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违法性与罪责性，就不会评价为犯罪。而根据耦合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只要将教唆或者帮助自杀行为错误地理解为杀人行为，接下来杀人故意也有，因果关系也有，杀人结果也有，主体要件也符合。因此，一存俱存必然导致一错再错。由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比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出错的机率要大一些。”
“综上所述，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考察，随着我国刑事法治的发展，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我国现行四要件的犯罪论体系已经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犯罪论体系必须更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述评：犯罪论体系，就是认定犯罪的方法。同一案件，使用不同的犯罪论体系，案件定性竟然有罪与非罪的区别。如此荒唐的结论，陈兴良教授自己糊涂了也就算了，还要著书立说，广为传播，害得别人跟着他糊涂。
仔细考察上述案件事实，就会发现，所谓的邵建国诱发与并帮助其妻王彩自杀的行为，例举出来就是：邵建国说‘你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活了，我们两个一起死。’邵把自己佩带的五四式手机从枪套里取出，表示要与王彩一起自杀。邵说‘我不会让你先死的，要死一块死，你有什么要说的，给你们家写个话。’邵在王快写完时自己也写了遗书。邵从枪套中取下一颗子弹上了膛，使手枪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然而，请大家把注意力聚焦在王彩开枪的时间点上，我们就会发现，邵建国为了阻止王彩自杀，当王彩起身下床做饭，邵建国坐起来双手扳住王彩的双肩，不让王捡枪。王是欺骗邵建国把枪捡起来交给他，邵才放开手让王去捡枪，王捡到枪随即对准自己的胸部击发，邵建国根本来不及反应与阻止的。在王彩捡枪随即自杀的这个时间段中，邵建国根本没有诱发王彩自杀的行为，也根本没有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王彩的自杀，完全是王彩自己个人独立完成的。因此，本案根本没有刑法意义上的诱发自杀行为，也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自杀行为。前面所例举的所谓的诱发、帮助自杀的言行，请注意，在这些言行发生的时间点上，根本没有王彩实施自杀的行为。相反，在所例举的刺激言语和行为之后，邵建国通过自己的身体行为，充分说明了邵建国根本不希望也不放任王彩自杀行为，这些言语和行为是：王彩见此情景，便从邵手中夺枪。在谁也不肯松手的情况下，邵建国把枪在地上用脚踩住。王彩起身说要下床做饭，并说：‘要死也不能当饿死鬼。’邵建国坐起来双手扳住王彩的双肩，不让王捡枪。这里很明显，邵建国不让王彩拿枪自杀，也不让王彩去捡枪自杀，也就是说，尽管先前夫妻双方都说了些斗气的话，但是邵建国头脑仍然是清醒的，在不让王彩持枪自杀的问题上，态度是坚决的。只是后面王彩欺骗了邵建国，当时夫妻双方已经争吵了一晚上，没有吃晚饭饥饿了，王彩说是要去做饭吃，邵建国有理由相信王彩脾气发醒了，万万没有想到，王彩欺骗了他，根本来不及反应和阻止。王彩开枪后，邵建国及时将王彩送医院抢救，也充分说明邵建国不希望也不放任王彩自杀身亡。故从四要件的动态过程性、适时性、同时性及不可拆分性出发，考察王彩实施自杀行为的时间点所对应的邵建国的行为，发现邵建国根本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诱发自杀行为，也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帮助自杀行为。所以，四要件体系下，邵建国的行为根本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总共7页
[1] [2] [3] 4
[5] [6] [7]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