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兴良的《犯罪论体系的考察》/肖佑良(5)
之所以认定邵建国的行为成立故意杀人罪，是因为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无视四要件的动态过程性、适时性、同时性及不可拆分性。把王彩实施自杀行为之前，邵建国所说的刺激语言及所做的行为，移挪到王彩实施自杀行为之时，也就是把不同时间点上的语言与行为“移挪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刑法意义上的“诱发并帮助自杀”的行为，使得邵建国成立故意杀人罪。邵建国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七年，实际上就是个冤假错案。然而，陈兴良教授认为该案根据我国现行的刑法理论，并不能认为是错判，其分析过程足以证明陈兴良教授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只有一知半解的水准。注意这一段话：“根据我国现行犯罪论体系，被告人邵建国在客观上存在实施诱发和帮助王彩自杀的行为，其实质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行为，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王彩自杀的结果，但他对这种结果持放任态度，以致发生王彩持枪自杀身亡的严重后果，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这段话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事实上违背了客观事实，完全是移挪不同时间点上的言语和行为，进而组合成一个纸面上的‘诱发并帮助自杀’的行为，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
“在《本体刑法学》一书中，我提出了犯罪构成的二分体系，即罪体与罪责。罪体是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罪责是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两者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在《规范刑法学》一书中，我根据中国刑法规定的犯罪概念中存在罪量因素这样一个特点，进一步提出了罪体——罪责——罪量三位一体的犯罪构成体系。”“但在《规范刑法学》一书的第二版，我将违法阻却事由纳入罪体之中，将罪体的内容分为罪体构成要素和罪体排除事由。同时，还将罪责的内容分为罪责构成要素和罪责排除事由。经过这一改造，使罪体——罪责——罪量的犯罪论体系成为一个递进式的阶层体系，从而更加接近德日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
述评：无论是罪体与罪责的二分体系，还是罪体、罪责与罪量三位一体的体系，都是生搬硬套德日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模仿，谈不上什么创新。对于一个从来不阅卷办案，案卷都没有看过几本的人，谈论犯罪论体系创新，容易闹笑话的。今天是这个体系，明天是那个体系，后天又变了，这种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的所谓系列学术著作，都是学术垃圾，没有价值可言。学术上的犯罪论体系，一而再，再而三，变来变去。然而，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这么多年来认定犯罪的司法实践，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差别。符合司法实践的理论，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修改后的四要件，根本不需要什么三段论，根本不需要什么法律解释。最、典型的普通刑事案件，至少占比百分之九十以上，不管那个国家的司法人员，实际很少有人去关心法律解释，也很少有人去看重三段论，都是通过价值衡量直接认定犯罪的。也就是传统的“举轻以明重，举重以明轻”的行为整体判断法。陈兴良教授所谓的二分体系或者三分体系，包括近年来极力鼓吹引进三阶层，看上去牛逼吹得震天响，其实都是不切现实的纸上谈兵。刑事卷宗中，根本没有独立的罪体、罪责，也没有独立的该当性（形式）、违法性（实质）及有责性（罪过），只存在有犯罪行为（实体）。因此，所谓的罪体判断、罪责判断，三个阶层的判断，实际是人为地拆分犯罪行为（实体）进行的判断，都是虚拟化的判断，脱离实际，实务操作中不可能贯彻下去，事实上正是如此——三阶层的实际运行，完全脱离了理论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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