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及立法构想/叶利华(5)
当然，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被诱惑对象已经有犯罪意图或者倾向，诱惑侦查行为只是迫使这种意图及倾向暴露出来，或者只是强化了其固有的犯罪倾向，促使其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而已，这就是典型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反之，对本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则是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诸实施，是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不论是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其结果都是使被诱惑人在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被诱惑对象的具体犯罪行为在被诱惑侦查之前是“暴露”还是“产生”，其犯罪行为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具有必然的犯罪因果联系。
“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危害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
（一）、“诱惑侦查”与故意犯意
《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认识因素、意志因素、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诱惑侦查”是对犯罪主观方面产生消极或者积极影响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刑事犯罪证据，打击刑事违法行为，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将直接作用并影响着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诱惑侦查”行为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又因犯罪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又有所区别。
1、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与直接故意犯罪
在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的诱惑行为对直接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都具有积极甚至是主导的影响。被诱惑对象可能只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正是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其在强烈的利益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甚至是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有教唆或者鼓励被诱惑对象实施犯罪的形式或者“引诱犯罪”的倾向。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所引起的犯罪事件，是由于侦查程序的不正当使本无犯意的公民陷入犯罪境地，对被诱惑对象即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如何定性和处理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属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属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对于侦查机关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引起的犯罪，就不能草率的追究被诱惑对象的刑事责任，如果侦查机关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追究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以抑制侦查行为的违法倾向。对于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促成的犯罪，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2条第2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规定，将“诱惑侦查”作为刑法所特指的“特殊情况”，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对行为人予减轻处罚或者根据其它酌定情节予以从轻处罚，直至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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