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少年犯罪：社会不能承受之痛/王健(2)
三是不同犯罪团伙的作案地点相对固定。盗窃犯罪大多发生在居民楼下及居民楼储藏室、沿街商铺等城区及油田厂矿等；抢劫犯罪大多发生在县乡级公路及城乡结合部。作案地点发生在城区的占42%，发生在农村及城乡结合部的占33%。如被告人蒋某等3人自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13日，携带断线钳、骑脚踏三轮车，利用夜幕做掩护，采取翻墙入院、撬门断锁、揭瓦入室等手段，分别盗窃铝合金厂、临盘采油四矿、维修大队、供电大队材料库等，窃得铝合金门窗、铝线、铁管、铁块等物，价值33291元，以极低的价格销赃并挥霍一空。如 被告人李某、张某的抢劫作案地点大多选择县乡级公路及交叉路口，采用预先放置障碍物等手段，专门抢劫过往行人；被告人宋某等四人犯罪团伙，大多选择临盘采油厂附近的女性作为抢劫作案对象，作案得手以后，骑摩托车沿乡村小路逃之夭夭。
原因——不一而足
一、司法机关继续加大“严打”整治力度，连续破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二、犯罪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淡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学历33人，文盲1人，占总数的90%。学校除课程设置的法律教育内容外，基本没有其他普法宣传措施，他们在校期间接受的法制教育相当有限；辍学回家后，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几乎为空白。
三、家庭因素影响。违法犯罪的农村未成年人家庭总体呈现病、穷、家长性格软弱、管教不力等特点。犯罪青少年家庭中父母不和、单亲的占21%。被告人孔名（因诈骗被判一缓三）、杨振（因抢劫被判处缓刑），两人都有相似的经历：犯罪时16岁，母亲已去世，和继母相处不融洽，父亲在外打工，生活没有着落后就去抢、骗。两名未成年人自暴自弃，自以为看破红尘，对生活失去信心。
四、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由于受暴力音像制品的影响及周围有不良行为的所谓“朋友”的怂恿，一些青少年便会萌发尝试、模仿、寻求新鲜感、刺激感的欲望。如被告人周某（2002年11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郭某（2002年11月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在被判处缓刑三个月后，即伙同其所谓“哥门儿”范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等四人，携带匕首等作案工具，以暴力、胁迫手段抢劫作案5起，劫得现金、摩托车等物价值三千多元。
五、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调查显示，犯罪未成年人的年龄为16-18岁的为37人占98%；侵财性犯罪占93%。这说明一部分农村未成年人接受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后，没有条件继续接受高中以上教育或职业技能教育。当地农村风俗，翻盖房屋、定亲下聘恰集中于此年龄段，这类支出在当地农村将会使绝大多数家庭四处借贷，其家庭及本人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社会上客观存在的贫富差距，使刚刚步入社会的未成年人容易产生盲目攀比心理，驾驶摩托车、佩带手机、出入酒店歌舞厅成为很多未成年人的梦想。在得不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或以暴力、暴力相威胁的手段非法劫取财物，成为满足一部分未成年人梦想的所谓“捷径”。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农村未成年人辍学在家，既不甘于沿袭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又缺乏谋生致富的一技之长，对社会上吃喝享乐、灯红酒绿的不良现象盲目攀比。如果未成年人自制力薄弱，加之缺乏有效的约束，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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