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说法：还原刑法教义学伪科学的真相/肖佑良(2)
犯罪论体系。四要件与三阶层之争，我国刑法学界争了十多年了，毫无意义。因为两者都有缺陷，都有优势。两者看上去的差别巨大。实际上，只要把两者的缺陷克服了，三阶层与四要件是完全相同的犯罪论体系。四要件，是特拉伊宁从三阶层改进而来的。但是特拉伊宁并没有改造彻底，也就是说，四要件仍然体现了三阶层主客观分离特色（尽管四要件强调主客观相统一）。具体表现就是四要件的传统排序，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仍然是分离的，中间隔了一个犯罪主体。关于四要件的排序，有人从认识犯罪的角度去认识，有人从行为人实施犯罪的角度去认识，都是伪命题。实际上，四要件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动态的、有过程的行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根本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根据犯罪论体系必须体现五大统一原则，尤其是原则与例外相统一的要求，修改后四要件的正确排序应该是：
第一步：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整体判断（客观方面+主观方面）
第二步：（客体要件+附随因素），（责任能力）
第一步代表原则，第一步成立了，原则上成立犯罪；第二步代表例外，客体要件代表社会危害性，与刑法分则法条本身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例如，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本身既是法条，同时也是社会危害性），附随因素代表例外情形中的不法侵害，紧急险情，被害人承诺，为了保护更大更优的利益，为了生产生活需要等等。客体要件代表社会危害性，也就是法条本身的另一面，代表负能量，附随因素代表正能量，（客体要件+附随因素）代表行为的综合社会危害性大小。当负能量被附随因素产生的正能量抵消或者大部分抵消，就是综合社会危害性“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例外情形。责任能力代表行为人是否有刑事责任能力。第二步例外情形成立，代表例外情形出现，或者行为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则行为人不构成犯罪。
三阶层体系是德日理论的框架。理论根基就是构成要件理论，违法性理论，有责性理论这三大理论体系。实质就是把一个实体行为，人为地划分成为三个部分，行为本身的客观方面，行为的违法性，行为本身的主观方面。由于三个阶层都不能对应现实中的实体，都是虚拟出来的概念，对应的理论自然是虚拟的。由于虚拟的理论，不能通过实践检验，结果三大理论体系都是众说纷纭、谁也不服谁的。所谓的学派之争，其实质就是虚拟的理论之争，讲通俗点，就是寓言故事中的盲人摸象的现代版。虚拟理论自然是不能用来指导实践的。按照三阶层体系的理论预设，三阶层必须正面积极判断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然而，在德国日本的实务操作中，三阶层应用时需要判断的不是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而是该当性，违法阻却事由，责任阻却事由。换言之，在实务操作中，该当性的判断，实际包含了违法性与有责性的积极判断，也就是说，该当性的判断实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判断。至于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其实就是例外情形。显然，三阶层的实务操作，完全脱离了阶层体系的理论预设，回归了现实。因为所有的侦查案卷中，找不到单独的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的实体，找不到单独的犯罪行为主观方面的实体，同样找不到单独的违法性实体，只能找到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行为整体。所以说，三阶层的实务操作，第一步该当性的判断，仍然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行为整体的判断，与上述修改后的四要件第一步完全吻合。第二步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的判断，是例外情形的判断，与上述修改后的四要件理论体系中的例外情形的判断大同小异。因此，德日三阶层理论体系，中俄四要件体系，只要去除两大理论体系中虚拟的成分，实际上是完全相同的理论，所谓的三阶层与四要件之争，其实是我国刑法学者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陷入了无谓的口水战。我们国家有两大学术垃圾制造中心，一是清华大学法学院，二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直接造成我国刑法理论学术垃圾泛滥成灾。举个例子，为了批判社会危害性理论，这两大法学院发表了许多论文和著作。殊不知，法条本身之所以被立法，原因就在于其社会危害性。法条是形式，社会危害性是实质，形式与实质相统一，是罪刑法定的固有属性。所以，反社会危害性理论，就是反罪刑法定，简直就是乱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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